[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经济课题，而且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相结合的综合性课题。从一个“2+3”的“微观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内生框架来重新解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约束和创新机制，从而揭示政治上合法性基础转变，经济上宏观均衡发展和社会上“两条腿”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及相对照的宏微观约束，构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关联度。由此架构一个与“2+3”的“微观与宏观”和“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相对应的实践均衡创新机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逻辑，约束机制，创新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战略要求，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当前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阐释其必要性（宏观经济失衡与资源环境问题恶化等），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且也存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构筑一个“三位一体”的内生性框架来解构其转变的逻辑、约束与创新路径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而尝试从这个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其整个研究分析框架见图1。研究的整个观点就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构筑一个内生框架来解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逻辑、制约与创新的三个维度来丰富转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逻辑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其深层的内在逻辑，即存在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存在内在的经济逻辑，也存在内在的政治和社会逻辑动力，因而是存在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有机内生逻辑。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政治逻辑：绩效合法性困境与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9.9%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问题。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权贵阶层等问题，危及党的执政基础，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因为经济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也稳定，反而会出现经济增长、政治不稳定的格局。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因而合法性虽然需要一定的政绩支持，但决不能够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国内著名学者也赞同合法性基础与经济绩效之间并非是一一对等的关系。认为：统治者为得到合法性，只能不断地追逐更多或更高的绩效，一旦经济发生波动，绩效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合法性就可能立刻受到怀疑，这就使得政府陷入了不断追求更高政绩的“政绩困局”之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民众普遍感到不幸福。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结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这个结论充分说明，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带来民众的支持与认同，其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基础存在缺陷，必需改变。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提供来源支持，其逻辑机制可见图2。



　　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可知，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那么破解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经济，即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三大偏向：一是收入分配上的资本偏向型；二是城乡关系上的城市偏向型；三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政府偏向型。相对应的经济驱动力自然就是投资驱动型、城市工业化偏向与政府主导型，其经济结果自然就体现在资本要素收入上升，导致了劳动报酬占比收入下降，劳动权益受损。城市偏向型的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33：1，一个城市人等于三个农村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就是其真实写照。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结果，显然就是近年来突出的“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政府而不是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导致民间私人投资不足，产生了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进而发生了腐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显然，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本偏向型、城市偏向型与政府偏向型形成了政治上的劳动者权利、农民权利和市场权利处于弱势地位，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新来源——权利政治没有其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其政治逻辑，即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新的经济基础。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经济逻辑：宏观经济失衡与平衡

　　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宏观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应该保持大体平衡，而且主要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较高。但在中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与世界相比却是“逆向”的。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的投资贡献率是不断上升的，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位置95.2%。可以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几乎来自投资，虽然主要是应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的作用，但是2008年47.5%的投资贡献率大大超过43.5%的消费贡献率，而且消费贡献率在逐年的波动中却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最高点85.5%下降到2009年的45.4%，中国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明显。宏观经济的“三架马车”之间的失衡带来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产能过剩（不是市场主体的真实行为选择，而是各种指标压力下的赶超产生的，如国企的投资冲动），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低端产业上，甚至在高科技产业上也有些情况，是一种绝对式和相对式并存的产能过剩。二是资源环境问题恶化，其根源就在于当前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即“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低效率），必然带来资源环境问题。三是外贸依存度过高，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诉讼频繁增加。中国“入世”以来，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这是出口驱动性增长方式的结果。



　　中国的投资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有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是解决内需不足——消费不振，而这是一个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因为是收入决定消费。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型的，其收入是资本偏向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也是自然的。我们从表1看到，代表居民收入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9年的46.6%，而代表政府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从1990年的13.1%上升到15.2%，代表资本的企业的营业余额比重从1990年的21.9%上升到24.7%；特别是从表1还可以看到，2007年的营业余额比重为31.3%，而劳动报酬比重仅为39.7%。这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刻，国家实施了“扩内需、保民生、保增长”的方针政策后，以及《新劳动法》实施和“民工荒”等综合因素，使得劳动者报酬有所提高。2009年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至46.6%，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平均在50%以上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那么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决定分配。因而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即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社会逻辑：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与再平衡

　　一方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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