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当然还有资源价格和公共服务价格，如矿产价格、能源价格、土地价格等价格机制也没有完全理顺，导致企业的投入成本不高，特别是社会成本低，这就使之依靠要素的投入而不是质量和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

　　宏观上的财税体制影响经济发展：一个是财政收入，另一个是财政支出。宏观财政收入方面，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上，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快增长，从表1可以看到居民的收入比重处于逐步下降，而代表政府的收入比重却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还可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1994年以来的税收弹性在1.8至2.4之间，这说明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向国富集中而未向民富集中，导致政府主导型经济明显，国富而民不富，自然内需结构就难以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下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投资越多，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内需结构的“路径依赖”特征。另外，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力度不够，强化了收入不均等的逆向调节，中低收入者负担较重，承担了50%，相比之下美国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80%左右的税收。财税体制的结构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内需难以启动。同时以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投资重化工业，不顾资源和环境效应，只顾增加财政效应的投资冲动，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出方面，1994年我国实施了新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200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2%，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则由1993年的78%下降到了2009年的48%。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80%。就是说，地方政府拿到48%的财政收入，却要承担80%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这使得地方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普遍偏弱。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事权更多，在政治上晋升激励和考核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近年来房价不断攀升，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到六成的比重就是很好的说明。因而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反而加剧了固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

　　（三）内生社会体制约束：微观主体利益博弈与宏观公共事业体制约束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即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的社会动力基础，但反过来也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变化，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例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土地财政需要进一步规范，会遭到地方政府的不同阻力。高帆也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调整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而存在着三重陷阱之一：利益格局锁住陷阱。更重要的是：利益博弈的能力决定了其利益所得的大小，因而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塑造，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其逻辑机制见图6。当前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央地政府利益关系博弈、地区利益主体的关系博弈、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的关系博弈，这四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这些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变化是背离的：即与消费驱动、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和要素创新驱动的要求相反。例如，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点是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中国的公共服务非均等，主要体现了两大差距：一个是城乡居民不同身份的差距，另一个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必然导致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变化，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上升，城镇居民社会福利下降，这样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城镇居民不会反对吗？因而可以看到，城市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内涵导致改革难以一步到位，存在利益格局调整的阻力。富裕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于贫困地区，那么加大先富帮后富则需要一个过程，这又会涉及到富裕地区居民与落后地区居民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就会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与抗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涉及到当前的许多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如劳资利益关系，不同收入群体利益关系、宏观政府、企业、居民的三者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等等。如果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十分困难的，而利益关系不调整，农民收入不提高，农村市场就难以启动；如果居民收入不增长，劳动者报酬不提升，内需不足就难以解决；如果央地利益关系不改革，地方政府行为继续投资型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就难以转型；如果劳资关系不调整，企业的要素投入数量型增长模式就难以转变，要素投入结构转型也难以实现。由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然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的过程，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塑，那么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制约力量。



　　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是微观利益主体的博弈问题，而且是宏观公共事业体制的问题。当前突出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的另一大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单中心”的、近乎垄断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所导致的供给效率低下，远远满足不了居民迅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基本没有考虑居民的真实需求，提供与生产没有分离，生产效率低下，特别是公共服务事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改革，导致公共服务价格居高不下，甚至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宏观社会事业体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约在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抑制，形成内需不足；公共服务具有的经济效应即公共服务的内需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效应呈现供求矛盾，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结构转变（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进而需要在社会公共事业体制的提供模式、决策机制、提供机制和供应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性创新架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有内在的逻辑动力，又有制约因素存在；因而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然就要破除制约因素，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存在的制约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位一体”的有机联系，那么消除这些因素的政策也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迟福林认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实现发展方式的“三重力”：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这就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力”的改革与创新。但有“三重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策动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上深化的方向是微观与宏观的机制，即形成“2+3”的“微观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创新动力机制。

　　（一）微观晋升动机的优化与宏观公共服务型政府架构

　　微观动机的晋升激励与压力型政绩考核机制的结合，造成地方政府官员的眼里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社会发展，为此，塑造一个新的微观动力是有其必要的。塑造官员的晋升动力在于考核指标的优化，重点把经济建设的指标与社会建设的指标综合起来，均衡发展的设计，而不是单一重视经济建设指标。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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