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又相对缓慢；以至于出现中国经济在增长，中国民众的幸福度和满意度却在下降的“悖论”现象。我们从表2可以看到，“金砖五国”的公共服务之一：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中国的医疗支出比重只有4.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3%；我国与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家比较也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另一面，即身份的强化。以社会保障的参加状况为例（见表3），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保障享有率的身份特征，国有、集体单位身份人员享有较高的比率，普遍在70%以上，而个体与私营单位人员至少低30个百分点左右。



　　为何会出现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呢？许多学者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以前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慢慢成为主要问题。如谢地、刘佳丽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和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在转型，即从私人产品供求失衡向公共物品供求失衡的矛盾转变。迟福林也认为，中国社会正在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主要矛盾向公共物品供求失衡转变，也即中国社会的失衡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说明加强社会建设是必须的，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但如何加强社会建设以应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变呢？重要的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根源是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王宁总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低成本发展模式，具体体现为“四低”，即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种模式必然产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是政府和企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反应。自然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造成公共物品供求失衡，进而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要求，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在于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在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通过公共服务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社会动力结构。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性约束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一定动力，同时也存在制约因素，使之并没有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进而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路径依赖”，这种制约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存在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的整体性内生约束。

　　（一）内生政治体制约束：微观动力与宏观压力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约束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在本质上都是结构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因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内容就是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转变。那么，政治体制又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就是政绩考核和晋升激励体制。通过图4，我们可以看到政绩考核体制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动力。通过地方政府行为这个传导机制，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结构转变。



　　为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种政治上的制约因素，即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晋升激励体制呢？这个政治机制又如何影响到三大结构转变呢？原因在于：提拔官员的考核机制被学者称为“政治晋升机制”，官员促进经济发展是一种“晋升激励”的动力，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政绩考核机制的核心却是GDP和财政收入，因而政府官员的目标是如何提高GDP和财政收入，其最快、最有效推动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方式就是招商引资，这就是为何地方政府一直以来热衷于招商引资活动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此，经济发展方式也就难以实现真正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官员的任期制，地方政府就必须追求“短平快”的项目，实现其3-5年内任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产业结构上自然是选择工业为主导，进而就会出现中国各个省、各个市、甚至各个区县乡镇都想上马能够立刻带来提高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GDP）指标的那些雷同的工业项目（主要是重化工业项目），进而出现了各省、市、县乡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引致中国各省产业的“一窝蜂”局面。正因为此，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样，在要素结构上，企业和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下，出现一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社会福利成本，依靠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经济利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企业的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不一致时，特别是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过度地供应，偏离社会理性的均衡水平。当前企业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福利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产品质量与安全成本时，其结果是大量供应其产品，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当企业不考虑这些社会成本时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是靠低成本的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其效益。总之，微观与宏观的晋升激励与政绩考核体制就成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政治上的内生约束。

　　（二）内生经济体制约束：微观价格机制与宏观财税体制约束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受到经济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微观层面就是市场价格体制，宏观层面就是中国的财税体制，其整个制约架构可参见图5。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受价格这个指挥棒的指引，因而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制是制约企业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市场经济中的几项关键因素是：工资、利率和汇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指引着企业是否使用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当劳动力价格低时，企业就多用劳动力；反之，就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中国的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还是相对低廉的，所以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成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农民与市民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福利差异，企业雇佣农民工时，基本没有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福利支付，企业的劳动投入成本进一步降低，导致企业宁愿选择用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来增加企业效益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而不选择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资本价格，即利率，在中国还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价格——利率，是受到相对管制的。为了照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利率偏低，对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巨大的投资冲动作用。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特别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利率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成本低，投资冲动明显。因此，能够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较低，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作用。同样，汇率作为本币与外币的价格，对企业选择是否出口与进口有关键性影响。如果汇率贬值则有利于企业出口；反之，就是进口。中国的汇率也是受到管制的，为了出口创汇，汇率一直以来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导致企业大量出口，加之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引致出口的动力更加强劲。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贸易顺差强势增长，而实际上却是出口越多，损失越大，国际摩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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