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收入分布由外生给定的劳动生产率分布决定的情形下，贸易并不影响名义收入分布（基准部门的条件），而通过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差异化商品种类数而影响工人的真实收入分布，进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该文献的思路是贸易通过影响不同质量、种类产品的生产，进而影响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最终影响消费者真实收入水平。显然，与先前通过要素市场解释收入不平等变化的文献不同，该文献从消费者角度解释了贸易对收入分布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很有前景的研究视角，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二）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

　　风险共担制度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因而，贸易对风险共担制度的作用机制是贸易影响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又一通道。Matusz（1985）最早将不完全契约引入H-O模型，他假定企业面临随机的生产率冲击，雇主为风险中性而工人是风险规避者，雇主通过提供雇佣合同在高生产率状态雇佣工人，在低生产率状态解雇工人，但一旦雇佣协议达成，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依赖于上述状态，即在低生产率状态下仍然雇佣工人并支付其相同的工资。这是一份不完全契约，或者说隐性契约，隐含了雇主向工人提供保险。该文献表明，弱SS定理成立，即在较大的参数范围内，贸易提升了劳动充裕国家工人的福利，降低了资本的回报（劳动稀缺则反之）。不过，雇佣工人工资的大幅上升将使该部门工人的工资期望上升，进而有可能提高该部门的失业率。另外，工人从满员的部门向隐性契约或存在正失业的部门转移，也可能提高总的失业率。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尽管贸易提升了工人的平均福利，但由于存在隐性契约，失业和工资不平等都加剧了。劳动经济学者称此为“看不见的握手”（invisible hand-shake），即风险中立的雇主提供工资以平滑风险规避的工人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收入，也就是在购买劳动时出售了一份保险，而且，雇主的耐心程度直接影响工资的变动幅度。当外部环境不利时，缺乏耐心的雇主越可能违背工资承诺，进而工人的工资变动幅度越大。Bertrand（2004）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分析了“看不见的握手”的含义，指出当企业面临流动性约束和破产风险时，雇主越缺乏耐心，因而，某产业的进口竞争将使企业破产的概率增加，雇主的耐心程度下降，从而该产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加剧，出口部门则相反。

　　Karabay&McLaren（2010）在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业务外包的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了“看不见的握手”效应，发现在不存在破产的情形下，隐性契约使得贸易对工资波动有更大的影响。贸易使出口部门产品价格上升，此时工资争议导致工人离职将给雇主带来较大的损失，因此，雇主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很大，支付固定工资的承诺更为可信。于是，与存在进口竞争的部门不同，贸易降低了出口部门工资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劳动稀缺国家对劳动充裕国家的业务外包使得雇主能更容易找到替代工人，进而降低了他违背工资承诺的惩罚，使其工资承诺不可信。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业务外包的产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

　　四、简评

　　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伴随贸易自由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永恒主题。现实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挑战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近年来，学者们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业务外包、隐性契约、劳动市场摩擦以及消费效应等视角，取得了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与传统的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文献相比，最新的理论解释具有以下特征：（1）研究视角更加多样、更加微观。最新文献不仅仅关注贸易对不同产业部门不同要素回报的影响，也不只局限于技术溢价（SS定理）和特定产业溢价（特定要素模型）的途径影响要素回报，而是从企业差异、参照工资、要素流动、劳动市场摩擦、真实收入等多视角，更微观的层面进行解释；（2）研究方法更趋动态。相对于传统的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而言，近期文献引入了动态分析，考虑了理性预期、策略性互动等动态因素；（3）研究结论更加现实、更具解释力。近期的研究基于能力连续流和产品连续流假设阐释了贸易对相同产业内部、具有相似能力的工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不仅能够解释“南北贸易”情形下要素回报效应，也能解释“北北贸易”、“南南贸易”以及“业务外包”等情形下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不过，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1）消费效应和高维度收入不平等效应的研究还太少。Fajgelbaum et al（2009）基于消费的角度研究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开创性，但目前仅有一篇文献，“中产阶级掏空”机制虽然直指高维度收入不平等效应研究，但“维度”依然有辗。（2）目前大量的文献仍然只关注制造业部门，而制造业部门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只覆盖劳动就业的一小部分，故全球化或贸易的主要效应应该从其余部门的分析中获得（Ebenstein et al，2009），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罕见。（3）很多文献仍然不能得出贸易导致真实工资上升还是下降的明确结论，仍然很难从技术冲击中分解出贸易效应。（4）很少有文献关注贸易对不同年龄类型工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Arturc，2009）。当然，上述不足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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