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分析思路奠定了基础。

　　在Feenstra&Hanson（1996）的基础上，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探讨了业务外包（tradein tasks）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强调通过业务外包提升生产率本质上是一个Pareto改进过程。他们假设存在国内可以生产的两种产品X、Y，其中，每种产品的部分工序必须由技术工人完成而其他工序可由非技术工人完成。如果单位产出X所需的相对技术劳动比高于单位产出Y的相对技术劳动比，则称X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零利润条件下，两类工人的工资由求解产品X、Y的工资之和与价格相等所组成的方程组的解所得。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假定允许本国企业外包可由非技术工人生产的工序（low-skill tasks），交由国外生产，在非技术工人相对充裕的国家生产该工序的成本除了非技术工人的劳动投入以外，还有外包业务的管理和物流成本。但只要业务外包的总成本低于国内生产该工序的成本，国内企业选择将非技术型工序外包，反之，则不外包。进一步地，模型按照工序外包的难易（技术含量）程度将产品生产分成多道工序，且工序指数越高，越难外包。对应于是否外包的临界点工序，在给定要素价格下，外包将使该工序的成本下降为初始成本的某一倍数。类似地，通过构建零利润均衡条件可以求得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进而，两种状态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业务外包增加了国内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为成本下降倍数的倒数），但不改变国内技术工人的工资，即这是一个Pareto改进过程。不过，这一发现并非首创，在Feenstra&Hanson（1996）中作为一个特例已经出现过，但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使这一结论备受关注。另外，模型的拓展分析表明，如果放松“小国”假设，贸易条件效应将弱化甚至颠覆前面的结论，国内非技术工人工资可能下降。但如果模型调整为主要考虑要素而不是商品，例如，均衡状态下，国内只唯一地生产商品，而外包就像国内非技术工人供给增加一样，即便本国是不存在贸易条件效应的“小”开放经济体，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而究竟是生产率效应还是非技术工人供给效应占优则是一个经验问题。至此，作者回应了关于H-O模型结论的质疑，为现实与H-O模型结论不一致提供了一种解释。

　　Blanchard&Willmann（2008）则分析了国际贸易的“中产阶级掏空”机制（hollows out the middle class）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连续产品流和连续工人能力流模型。其中，工人能力流是外生给定的随机变量。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品，工人必须完成合适的教育，而教育成本是产品流和能力流的函数，并且完成各产品生产的边际教育成本是能力的减函数，也就是说，对于能力高的工人而言，完成产品流中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所需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要低于能力低的工人完成相同产品生产所需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该模型的均衡状态是，对应于产品流中每种产品的价格，处于能力流中的每个工人都会选择生产特定的产品，同时，每种产品的市场产出等于市场需求。显然，这是基于单一经济体的基准模型。如果将其拓展到两国模型，或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可以用于分析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假设两国除了在教育成本函数方面存在差异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不失一般性地，作者给定两国特定的教育成本函数，在该成本函数形式下，本国在所有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成本方面都具有劣势，但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所需教育成本的差距最大，低技术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成本差距相对较小。于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使国内工人更多地选择投资于低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生产所需的教育，从而，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事中等偏下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工人转向生产低技术产品，而从事中等偏上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工人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即国内低技术工人和高技术工人份额上升，而中等技术工人份额下降。或者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使工人们逃离中等技术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贸易的福利影响是非单调的，低能力和高能力的国内工人从贸易中获益，但由于中等技术产品价格下降，中等能力的国内工人受损。无疑，这一分析框架为现实中复杂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而这是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二分法模型不可能提供的。

　　与之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篇文献是Costinot&Vogel（2010），该文献同样采用了连续产品流假设，并假定所有产品由劳动单独生产且在技术密集度方面存在差异。而且，越是高技术密集度产品，工人技术能力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越大。每个国家工人的技术能力是外生给定的分布函数，各国的分布函数形式相同，但工人的技术能力存在差异。工人技术能力和产品技术密集度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每一技术能力的工人选择唯一的产品，在均衡中，高技术工人与高技术密集产品相匹配。在该框架下，作者得出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影响。首先，它给出了SS定理的更一般化形式：贸易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但降低与外国的收入差距。其次，它指出外包的本质是跨国界劳动力供给，即如果允许外包，国内的生产者可以雇佣国外的工人使用国内更好的技术进行生产，这等价于跨国界增加了本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果是使两国低技术工人工资下降，高技术工人工资上升，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此外，Mitra&Ranjan（2007）运用搜寻失业模型分析了外包业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的机制类似，他们发现在给定产业中进行业务外包能够降低该产业的国内失业率，即外包通过提升国内劳动者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国内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Anderson（2009）研究了专用性技术的影响，指出工人一旦选择某一产业，他将变成特定要素，无法跨产业流动，而对外贸易导致的产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不能被劳动力跨产业流动而抵消，从而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Arturc et al（2008，2010）则通过假定工人可以在产业间有成本地流动，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理性预期框架下，他们得到了以下结论：（1）贸易对工资分布的影响不同于对工人一生收入的影响。如进口竞争部门工人的真实工资在短期内下降，但考虑到未来的选择价值（optionvalue，向自由贸易导致真实工资上升的产业转移），长期收入会增加（类似的结论在搜寻文献中也有阐述，如Davidson et al，1999；Davidson&Matusz，2009）；（2）事先宣布贸易自由化将弱化对进口竞争部门的冲击，并且减少出口部门工人的获益，因为工人可以预先在产业间进行流动。

　　三、消费效应和隐性契约效应的解释

　　（一）消费角度的解释

　　Fajgelbaum et al（2009）开创性地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了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两个部门分别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基准部门（numeraire sector）和生产水平差异化（或垂直差异化）产品的垄断竞争部门。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同的产品种类或相同种类不同质量的产品，两部门均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工人生产率的差异由外生分布函数决定，所有的工人拥有相同的非同位效用函数——高收入的消费者消费高质量产品。贸易实施后，两国的企业数量、每个消费者可以获得的产品种类不仅受到标准垄断竞争模型的影响，而且商品的质量构成也受到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者研究了除高生产率工人人数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的例子，发现随着高质量产品运输成本下降，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数量增加，进而两国富裕的消费者都受益；但这减少了低质量产品的生产投入，降低了低收入者可以获得的产品多样性，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降低了他们的福利。可见，该文献是在假定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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