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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是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走出去”既有内在的冲动，又有外在的压力。从外在压力来看，“9•11”恐怖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使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悄然形成“一强多元”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今后一二十年，世界多极化将在曲折中发展，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将是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竞争与合作并存，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同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在经济格局中，不能充当主要角色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其他类似格局中的地位也难以增强和提高。但是，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特别是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对世界原有利益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警觉和打压。今年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不断上升态势，并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延伸，我国企业在国外的收购兼并活动也因外国政治干预而受阻。面对这样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国需要对“走出去”的策略作相应的调整，以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
  在“走出去”的目的上，要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更多地引进本国发展所急需的资源和技术。资源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争夺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为争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开采权和矿产资源开发权而进行了大量投资，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石油为例，世界排位前20位的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经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在国外大资本操纵下暴涨暴跌，使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损失。据国家信息中心介绍，石油是中国单一商品最大的逆差项目，涨价因素明显增加了外汇支出，今年单纯由于涨价因素，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我国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石油商手中。由此可见，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站在全球资源的高度，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到国外去进行资源勘探和开发，建设稳定的国内外供应基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由于中国总体技术和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还难以自主地开发出能够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的保护极其严格。因此，我国企业很难通过技术购买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必须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要大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走出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输出；第二个层次是资本输出；第三个层次是综合能力输出；第四个层次是中国标准输出。从第一个层次来看，由于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所以，今后要适当增加进口，特别是增加战略资源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同时，不断提高商品输出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改变当前我国出口产品层次低的现状。从第二个层次来看，把国内过剩的资本转移到国外，可以就地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生产基地，减少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还可以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源储备，并借助市场化交易主体的力量适时地在外汇储备和石油期货之间进行转换，对我国金融安全和石油安全大有裨益。从第三个层次来看，加强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主的综合能力输出，可以带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形成“走出去”的集成优势。从第四个层次来看，虽然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还非常有限，但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国标准，可以不断增强我国标准的影响力，实现资本和技术的积累，为今后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输出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走出去”的区域上，既要以友好国家和巩固地缘政治为主，也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经贸联系来缓和矛盾，获取中国急需的技术和资金。在一般情况下，要选择与我国关系友好、政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与东盟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东南亚又是华商密集的地区，与国内商界易于沟通和交流。因此，中国企业可以把东盟各国作为“走出去”的首选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西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把中亚作为重要的“走出去”目的地，以获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北与俄罗斯和蒙古国接壤，其中，俄罗斯在中国周边安全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分量，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以俄罗斯为“走出去”的目的地可以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增强反对霸权的力量，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并获取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所急需的石油和森林资源。近年来，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极力压制中国的发展，如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专家之口发布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预测以求混淆视听，借口政治安全阻挠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操纵石油价格以消耗中国的财力、物力，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而放弃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开拓，放弃从发达国家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和技术。非但如此，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
  在“走出去”的主体上，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当前主要应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力度等手段增强核心竞争力，并采用灵活的“走出去”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化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制高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大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如NEC公司的数字集成技术、飞利浦公司的光学介质领域技术、索尼公司的微型化电子技术，等等。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这些著名公司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在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的关键所在。反观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难发现，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主要存在于中低技术水平的产业和产品中。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企业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因此，正确引导我国企业尽快走上一条注重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经营之路，已成为当务之急。在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中国企业还要注重采用灵活的“走出去”策略。比如，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屡遭外国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五缘”(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纽带，加强与海外华人企业和华人组织的合作，扩大中国企业全球竞争优势。海外华人的跨国经营网络是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独特资源，海外华人组织不但可以弥补企业驻外机构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发挥地域性优势、社会关系广等优点，协助我国中小企业掌握商机，以顺利进行市场开发。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当地华商已经建立起来的较成熟的营销网络，先在较易占领的市场上与海外华商合作，推出见效快且风险小的项目，然后利用品牌、服务和国际竞争力优势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
  最后，“走出去”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不仅直接参与资本输出、为私人资本输出铺平道路，而且采用立法、制定特殊政策等手段为私人资本输出提供支持和保证。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之下，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立法、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等手段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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