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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的左派右派内战问题最近由于网上的专栏文章而格外引入注目。
　　记得看过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在冷战时期，苏联在红场上阅兵，邀请美国人一同观礼。在走过各种新式武器方队之后，有一群身着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人跟随其后。美国人看后不解地问：“这是什么队伍？”，苏联人回答说：“这是准备派往美国的一群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家”可以误国害国的作用不是现在才被发现的。
　　经济学家到底能够干什么？本网站的抬头格言是“做政治家思想的奴隶主”。然而，经济学家太多了，而且都是自以为是各执一词，如此一来，主子多了，政治家奴隶们也受不了，不知道该听从谁的旨意行事，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苏联人用一群各执己见的经济学人到美国去，希望籍此搞垮美国经济，也是有根有据的。
　　过去我也曾狂热地看中国足球队踢球，为中国队加油呐喊，现在则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除了世界杯足球赛还看之外，对国内球队的表演实在是目不忍睹。渐渐地心中已经形成一个成见，就是中国足球球风太差，球技球德不高毛病脾气还不小。而现在看经济学界内部的你争我斗，犹如看中国足球队踢球一般，一群臭脚胡乱踢一通而已，令人乏味。

　　现在的有学问之人，但凡沾点经济问题的边儿，就敢说自己是经济学家，而且要厚着脸皮往著名经济学家队伍里站。而沾经济问题边的人多了，企业家、律师及消费者权益人士、经济政策顾问、管理学者等等。何必要以经济学家自居？经济学家应该是中间派，而上述和经济有关的人士都不是中间派，而是提供服务的人，是要收取和有理由收取服务费用的人。提供服务的人可以是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者，有人应用得得心应手，有人不得要领，但是都可以不是经济理论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如果你一定要往经济学家队里站，就放弃了中间派的角色，也就等于是放弃了收取服务费的资格，同时意味着你必须在经济学理论上有所成就。你不放弃服务者的利益，又要经济学家的名望，这就变成了民谚所说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了。在自愿为利益阶层代言方面，杨帆教授直言不讳，敢作敢当，虽则和他批评的右派经济学人一样为富人服务而且收费，但是毕竟没有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历史实际上不会遗漏和辜负任何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不幸而必然的是，而今中国经济学界当家的人多数是五十年代生人。或许我是偏见，我总觉得五十年代出生的“插队一代”人受到文革的影响实在是深入骨髓的。从热情似火的盲从盲信到对宣传的不屑一顾地怀疑，到后来纷纷转向外来西洋观念和极端宗教，在他们那里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真理和正义可言了。听了杨帆教授关于用转基因致癌的宣传来打败美国解救中国农民的一段话，使得我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到自己所在的特大企业找总公司领导说自己辞职的事儿，为了能够见到领导就早早到领导办公室门口等候。上班时间差几分钟，领导准时上班了，但是轮不到我说话，而是先沏上一杯茶水再翻看一下桌上的报纸。我只好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等候。但听领导看过报纸上关于有人非法捕杀青蛙出售的报道后和对面的同僚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怎么总有人吃这玩意儿？叫人写一篇文章，就说吃青蛙致癌，保证吓得没有人敢吃了。
　　这个和杨帆教授转基因致癌惊人一致的论调，其实反映了不少五十年代生人对待舆论的态度。这种态度和纳粹的逻辑“谬论重复多次就是真理”没有什么二致，因此还不能说是这一代人的什么发明创造。

　　俗话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大智慧者近乎愚。我们何时听说过中国经济学人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有一套发明创造？总是跟在别人的后边，而且是以虔诚教徒般的心态跟随着，也不论所跟随的理论究竟是否对错，纯粹就是一个“态度”问题，（http://www.jjxj.com.com/news_detail.jsp?keyno=6412）这种状况也使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像宗教化了（http://www.jjxj.com.com/news_detail.jsp?keyno=6149；）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错误和内部逻辑矛盾重重，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因此，西方经济学面临的是彻底推倒从头做起的问题，而非修修补补或者风马牛不相及地再进行一次实为杂烩的所谓“综合”。
　　什么冲击诺贝尔奖，什么综合和完美结合，都是中国经济学人当今一厢情愿的头上花环。有人冲锋陷阵作为西方经济学原教旨的传教士；有人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人又说自己把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完美结合在一起了；有人讲进一步发展整合了边际理论；有人宣称将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综合……在一堆散沙之上能建立起什么样的大厦呢？
　　当中国的经济学人以自己这种拾人牙慧的学术水平竞相憧憬诺贝尔奖的时候，当杨帆教授对自己不被别人称为经济学家而大光其火的时候，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回答《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的提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时却让一些人沮丧地说：“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曼昆《经济学原理》中文译本的译者、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则认为，中国几乎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梁教授说：以经济学为专业，就要做学问。经济学学问有纯理论的，也有应用的，以纯理论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应该耐得住寂寞，跟踪并研究处于前沿的理论问题。这种抽象的理论也许离现实较远，但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部分人从事这种研究。从事这种研究需要没什么强烈的功利心，“为学问而学问”。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做这种工作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发展相当迅速，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专心研究这些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东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悲剧。

　　樊刚说经济学不讲价值判断，只讲实证。那么，我们从头说起，经济学总应该讲“需求”吧？经济学不是讲理性人吗？需求是什么？就是需要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有用”“无用”不就是价值判断嘛！理性人什么特性？趋利避害嘛，“利”和“害”不就是好和坏吗？就是需求好的抛弃坏的嘛！不进行判断怎么知道是好是坏？怎么趋利？怎么避害？难道说什么时候经济学已经不讲需求和理性人了？经济学不面对理性人的需求面对什么？难道要面对精神病患者的无端臆想？这种上个世纪甚至是前一个世纪的陈腐观点也能奠定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地位？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在学术研究上探索求真的？杨帆教授对此倒是坦然荡然：“我没有时间看书，他们更没有时间，出了名的经济学家绝对没有时间看书。”“都是在吃老本，我的新东西现在是依靠灵感，我还有潜力。我见过一个社会科学院的所长，非常详细地记录，第二天又见他在另外一个会上发言，完全就是前一天记录的。他们就是一辈子抄来抄去”。

　　谁拿着经济学家牌照的发牌权？杨帆教授似乎已经默认是樊刚了。因此，对于樊刚教授不给自己发放“经济学家”牌照的做法很有意见。其实，经济学家的名头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你在经济学理论上有自己的创新，对经济学科产生了影响，你就是经济学家。那些应用他人的理论对经济政策进一己之见并有幸被政治家采用的人，充其量说他是一个应时运的经济政策专家而已。当然，做一个应用经济学理论的经济政策专家并非有什么不好。

　　中国经济学即经济实践究竟是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其实，伟大领袖早就指出，极左的实质就是极右，都是导向毁灭的不同形式的错误方法。文化革命对文化传统的命运的影响还真是厉害，中华传统几千年的一分为二中庸为上的思想都无法湮灭掉它的影响。难道还有人相信走极端是有出路的？极左还是极右，都是死路，不过是不同方向的死路而已，其结果都是死，为何要在乎死路的方向呢？一种错误替代另一种错误能有什么结果？
　　完全计划经济的模式在人类经济实践中已经证明不具有广泛适应性，完全的市场经济也将被证明不具有万能的适应性。经济行为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而人类需求是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类型构成的，就要用不同的手段来对付它处理它。
　　向左走？向右走？
　　我看还是要向中间走才行！适合计划的要计划，适合市场的归市场，各司其职适得其所。就像色诺分所言，笛子还是放在会吹笛子的人手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