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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大与责任小的错位---秦晖带给人们的新观察
  【具有独特观察角度的秦晖先生又以“医改失败”为例阐述了他对现今中国时局的独特看法：国权过大而国责过小。从而形成国家与政府在“责权利”上的不统一与错位，并因此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他的观点非常值得人们深刻反思，对近30年来的改革的反思。在改革的名义下，政府的责任直泻到底，而政府的权力却仍然牢牢在握。这样必然出现错位现象：那些在政府泻责中必然要承担更大责任的基层与广大民众，却没有拥有与这种责任相适应的权利；与此相反，在责任被象包袱那样扔掉后的政府那里，所拥有的权力就是一个空无责任的权力，施权而不必负责任，因此滥用权力的问题就非常突出起来，权力寻租与腐败就成为难以剿灭反而不断“壮大”的公共权力问题。社会贫富分化的迅速扩大集中反映了这种责任与权力之间的这种错位，是这种错位问题的“晴雨表”。可见，近30年来的改革，在整体设计上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切实在改革中防止权力与责任之间的错位，对这种错位没有足够的预见性，致使改革至今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与“失败”。人类社会的基本公理就是“责权利三位一体”的统一性，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只要这个统一性得到维护，人类社会就能够和谐发展，相反，只要这个统一性遭受破坏，人类社会就必然畸形扭曲。对这个公理的认识对于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和谐的基础就是“责权利三位一体”的统一性，如果只做表面文章而没有建构起这样一个统一性，那是没有什么和谐可言的。---黄焕金】

从“医改失败”看我国公共服务部门的危机
       
秦晖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5年09月05日
       
        　　最近有关方面作出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官方结论。此语犹如一石入水，顿起波澜。人们由医疗体制的问题想到令人诟病多时的教育体制等公共品供给部门，看到的也是问题多多。
       
        　　目前多数的看法似乎是：这都是“过分市场化”的错。的确，这些年来在“用经济手段管卫生”、“教育产业化”、“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下，各“部门权力”的公共服务责任明显收缩，引起一系列严重问题。其中，公共卫生危机在前年的“非典恐慌”中一度发展成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国家该不该给非典病人提供全额免费治疗”居然还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而在《义务教育法》颁布１０多年后，我国各地政府部门还普遍把教育“义务”理解为公民对政府承担的义务，而政府只需对公民行使权力，以致一方面不断发生贫困家长因无力承担付费教育而被判“违反《义务教育法》”，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大力宣传以民间慈善事业解决初级教育困难的“希望工程”。
       
        　　但是，这一切能否在一个“市场ｖｓ政府”的模式下简单归咎于“过分市场化”呢？如果市场化的确“过分”了，原因又何在？是政府的“权力不足”吗？是民间的“自由过度”吗？人们又该如何期待政府的作为？是简单地扩张政府权力，实行“市场不找市长找”吗？
       
        　　历史上的公共服务危机
       
        　　应当说，公共服务不足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这个问题与统治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一起曾经长期存在。
       
        　　自秦以来，对中国传统制度起过深远影响的法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证。他们一方面鼓吹无限大的皇权，一方面主张无限小的“皇责”。法家是历史上罕有的“反福利主义”者，提出“贫弱者，非侈即惰也”，救济他们就是“夺力俭而与侈惰”的理论。但在坚决反对扶贫济弱的同时，法家却并不主张对穷人“自由放任”，而是主张用强权抓他们做奴隶，即所谓“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封建时代我国盛行权力意义上的“大政府”与责任意义上的“小政府”。一方面，“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统治权力可谓无所不在；而另一方面，“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统治责任几于渺无可寻。有人说，这就叫“国权不下县”，说明那时人民十分自由。这怎么是“国权”不下县？说是“国责不下县”还差不多。而这与君权不受限是互为表里的。如今的西方人以为，不搞“福利国家”的，那一定就是“自由放任”，宪政制度下的确如此。可是在专制的古代，那是自由、福利都不给你的。
       
        　　１９４９年后，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履行现代民族国家责任伦理、提供多种公共服务方面，３０年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如这次医改报告所言，当时的公共卫生大有发展，而且在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不少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法家传统下权大责小之弊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统治责任的扩展总是落后于权力的强化。相对于当时“国权”的极度扩张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而言，我国国民，尤其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农民，那时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很低的。而且这些服务，包括以“民办教师”为支撑的乡村教育和“文革”后期才推行的“合作医疗”在内，主要还是社区（乡村集体）服务，国家承担的保障责任极为有限。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和许多市场经济下的“福利国家”而言，这些服务水平之低就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之初，尤其是农村改革之初，农民们摆脱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迫切愿望远大于他们对失去体制保障的担心，这与一些东欧国家高保障体制下农民不愿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为了突出公共服务危机，有人往往喜欢夸大那时的公共福利水平。就以这次的话题而言，许多文章一讲就是“文革”后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如何好，而改革以后如何糟。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回避以下几个因素，就未免片面：首先，乡村医疗方面的民间互助传统并非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历史时期我国虽因法家“反福利”主张的影响官府很少提供服务，但族缘、地缘、宗教等民间小共同体的公益组织包括医疗互助仍有一定发展。清末民国时期除严重战乱的年月外，在一般相对和平时期国外传来的近代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有相当成就，当时曾得到国联等国际机构的赞扬，近年来一些学者（如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教授）对此也多有研究。其次，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合作医疗也就是“文革”后期有过几年运动式发展，此前的大多数年月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而在当时的和平条件下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应当说并不快。再次，即便是“文革”后期的合作医疗，以当时的官方报表数字论成就也未免简单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合作医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已随大包干的推行而解体，但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并未明显感到乡村医疗的恶化。直到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乡村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危机才迅速发展。
       
        　　面对今日的危机，人们往往把过去理想化，而对于多数人已无直接记忆的过去，人们更容易把那时的文字当作实况。但这样认识史实会发生偏差，而“复旧”的思路恐怕也无益于危机的解决。
       
        　　“放权让利”，还是弃责争利？
       
        　　然而，也正因为权责对应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说在“国权”极度扩张的计划经济时代“国责”的相应发展明显滞后，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国责”的退出速度又会远远快于“国权”受限的程度。这就好像一个父权制大家庭，家长不愿放松控制家庭资源的“父权”，却乐于发动推卸“父责”的改革，把子弟们赤条条地踢出家门，让他们“只不过从头再来”。这能不出问题吗？
       
        　　我国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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