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者声言他“只为富人盖房”。这番话立即招来一片谴责。其实为社会福利或公益目的而建房本是政府责任，对民间商人而言显然是过高的要求。对于多数房地产商来说，盖房就是为了盈利。为富人还是为穷人盖房并不是一个问题，哪怕是为穷人盖房，一般说来也要赚钱的，不大可能是给穷人搞慈善。而到底是赚富人的钱还是赚穷人的钱更合乎道德，恐怕也不那么好定论。如今社会上对某些房地产商（不是房地产业）的主要抱怨是商业信誉不高，欺诈圈套不少。而更严重的是官商勾结，强迫拆迁，圈地生财，侵夺民权，地、贷循环，空手套钱。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也就达到了。
       
        　　而那句话的真正需要人们思考之处在于：为什么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能盈利？这方面有没有政府调控方面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会大量投向一两百平米乃至更大的高档住宅？政府在仍然持有不讲价的对农民“征地”权的同时，对房地产商改行“价高者得”的竞价出售政策，由此扩大的财政价差收入拿去干什么了？是否以及通过什么途经来用于解决穷人住房问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竞价而导致的高地价－高房价使穷人更难买房，在穷人需求被压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商不“为富人盖房”还能怎么办？如果市场途径不能解决穷人住房问题（从国际情况看这应当说是很可能的），那么政府应当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如今穷人既不能“私搭乱建”，政府又不能提供廉租公屋，低标准住宅有碍观瞻影响政绩不便创收又不被提倡，连二手房市场也因税收及手续等政策性障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穷人到底去住哪里？这个责任到底该“找市场”还是“找市长”？
       
        　　实际上，住房问题是商品交易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领域。对于一般住宅和高档住宅而言可以实行市场化的供求均衡，但对于贫弱阶层而言，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且据说还是实行并非“福利国家”的自由市场体制，也不能把他们的住房问题推给市场的。
       
        　　当今的中国，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当然，不能再重复那种“基本不成功”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加快一方面限权、另一方面问责的进程，从两方面推进权责对应，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