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名口号是“放权让利”，可是由于上述弊病，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创收”风中，发展成一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一面却利用权力设租索贡“与民争利”。“放权让利”就这样蜕变为一种“弃责争利”的模式。于是，许多应当摆脱的体制束缚迟迟不能摆脱，而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功能，却很快趋于瓦解。加上市场环境中部门权力容易滋长“经济人”心理，本身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弃责争利”更一发不可收拾。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
       
        　　如前所述，今日人们议论“医改失败”时经常提及的一些指标，如“死在家里”的比例、该就医而未就、该住院而未住的比例明显上升等，多是以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分税制前后，而非以“文革”时为比较基准的。而分税制改革时，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复存在已经十多年了，此后的医疗危机乃至公共服务危机的深化与其说源于合作医疗的消失，不如说与这时的“改革”关系更大。而分税制本身是按财政中央集权的思路设计的，其“岁入上收、开支下放”的特点十分明显。当初推动这种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上面需要集中财权搞公共福利。可是财权集中后，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官员工资倒是上升很快，但县乡村基层财政却日益恶化，这一方面导致基层政权向农民滥施强权，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基本放弃了乡村公共服务责任，县以下的医疗、教育系统危机都严重恶化了。
       
        　　这在教育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应当说，改革前，包括“文革”时代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很少的。乡村学校大量用的是农民供养而国家不管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其实就是相对有点文化的本地农民），实际上那时乡村教育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靠农民负担而不是国家财政负担。但是那时农户不是经济主体，民办教师的费用直接从生产队开支而不向农民要，农户就不像现在那样感受到教育费用的负担。这与那时国家直接从“集体经济”那里拿走原始积累而不用向农户征税是一样的。改革前国家不向农户征税，因而也没有今天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可是那时的原始积累曾经导致几千万农民饿死。所以以那时学校不向农民要钱为理由来美化当时的乡村教育，至少是片面的。并不是改革破坏了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而是中国国家从来没有对农民教育真正承担过义务。那时的确少有农户交不起钱无法送孩子上学的事，但因教学设施不足无法上学则是有的。当时教学条件很差，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除了意识形态学校几乎不教别的什么东西。当时的民办教师制度弊病也不少，教学质量差就不说了，更重要的是民办教师的选用完全凭社队干部的意志，成为他们手中的一种权力，或安排亲友，或以权谋私。
       
        　　因此在改革初期，农村教育实际上还是有所改善的，除了淡化政治色彩改进教育质量之外，改革民办教师制度、实行统一管理考核基础上的民办转公办（由农民供养改为国家供养）也是一大进步。
       
        　　然而１９９０年代后，一方面教育收费剧增，除了维持服务外还常常具有了以权“创收”的功能。另一方面实行“收入上收，支出下移”的财政分级制后，乡村教育变成了“乡村财政”负担，实际上就是让乡村向农民要钱，这不仅把当初“民办转公办”的积极意义消灭殆尽，而且实际上成了连原来的公办教师也要农民供养了。这样的乡村教育问题，难道仅仅是个“市场化过分”的问题吗？
       
        　　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品部门权力应当说并没有什么约束，以公益名义要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费用，包括以国家财政支付形式体现的公共卫生开支也在不断增长。可是在所谓“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那些主要为上层服务的高档大型医院一面成为财政资助的主要享受者，一面又用国有资源在医疗市场上大力“创收”。而作为公共卫生服务主体的、面向基层的众多小医院和小型卫生机构，却在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口号下陷入困境，乃至被“逼良为娼”。而教育方面的情况更严重，说是要“面向市场”，搞“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领域的“阵地”意识仍然森严，民办教育的准入门槛既高又往往不合理。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屡屡被取缔，民间投资的高档学校又被要求只能行慈善而不能盈利。然而国有学校、尤其是那些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名校，却在“产业化”的名义下大收高价“择校生”或有背景的“特批生”，甚至实行“一校两制”、“一校两牌”、“校办民校”，大搞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在以特许权排除竞争者的背景下，以国有资源为私人与小集团进行无本万利的“创收”。这种把公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设租索贡的权力行使得淋漓尽致的做法，岂止是“基本不成功”，简直就是在倒行逆施！至于那些把本来就很不规范的国企“产权改革”的一套做法套用到公共服务部门，对学校、医院乃至防疫站都一揽子“全卖光”的做法，就更不用提了。
       
        　　显然，这样的现象不能仅仅用“市场化改革过分了”来解释。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来的意义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当然，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下，由于公共权力天然与公共责任合一，要求限制权力就很难同时要求其承担过大的责任，反过来讲，要求更大的公共服务责任，被统治者就不能不增加对统治者的授权。这两者会形成矛盾，出现“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争论。然而，这两种主张的共同点是都以权责对应为基础，实质上是“责大权亦大”与“权小责亦小”之争。无论哪一种，都不会接受那种权大责小乃至有权无责的法家式的安排。现代政府是权力受约束的政府，同时也是责任可追问的政府。这两者并不构成矛盾。现代福利国家决不是以权力不受限为前提的。相反，由于体制缺陷导致“责任退出易，权力退出难”，才是公共服务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这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报告提出：医改的“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报告并没有把问题表述为“扩张政府权力”，这个提法我认为是十分准确的。
       
        　　过去我国在改革问题上经常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因而导致“抓放循环”。根本的问题何在？在于从基本的政治层面就缺乏一套对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的授权－问责制度。因此形成的“权责不对应”在任何运作方式的变更中都具有一种“选择性适应”功能，并因此导致权责不对应状况在一次次变更中不断“自我放大”：在“抓”的时候往往“集权不集责”，在“放”的时候又常常“放责不放权”。结果便造成：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弱，“不找市长找市场”成为搪塞公众问责的流行语。而垄断资源自我服务的“部门权力”却越来越大，“市场不找市长找”成为滥用公权阻碍合理竞争的弊病。在“小政府”理由下该做的事它不想做就可以不做，而在“大国家”的旗号下不该做的事只要有利它就可以强做。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市场导向”或者单纯强调“政府管理”都会成为致弊之由，乃至在这两种“导向”的反复变更中出现“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
       
        　　应当说，由于公共品和私人物品的边界往往并不十分清晰，因此与医改、教改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包括通常认为基本属于私人物品供给领域的某些方面也有严重的表现。
       
        　　不久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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