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有稳定均衡的命题才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如果没有了均衡，没有了稳定状态，试问又该如何对理论进行证伪呢？这类似于认为约束条件下的理性是最优（FB）状态一样，将导致最优永无可证伪之时。因此，尽管强调唯一均衡也许是不特别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济学必须有均衡。
2、关于演化博弈论。我看过扬、肖特和宾莫尔等人的工作，他们用的是演化博弈或学习博弈。我基本上同意你对演化博弈的评价。但是你在帖子后面似乎表明你很欣赏他们的工作，而演化博弈的缺陷你也是知道的，不知顾兄如何权衡这些利弊得失？
3、关于原初状态。能够无限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给出无知之幕下的制度当然是更好的了。但是我认为这恐怕会困难重重。事实上，我怀疑在人的异质性假设下，到达无知之幕的状态的过程就可能是一个暴力胜出的过程，罗尔斯的理论可能是一种乌托邦或者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罢。实际上，历史是一段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的长河，从中切一段来分析也是很好的。而且，如果你很强调过程分析，那么对于原初状态的分析似乎不属于过程分析了。
顾自安：和聂兄讨论制度问题真的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你提的三个问题是制度演化分析中必须解释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像是“化骨绵掌”哦。让我试着做个解答吧。
首先是制度分析中的均衡问题。均衡概念本质上在我看来是静态的或是比较静态的。尽管目前演化博弈为了回避均衡在描述动态优化过程时可能无法解释非线性演化问题，转而将均衡称作是“点状均衡”。但我认为仍然没有躲开这个问题。首先均衡形成的动力是否在形成均衡的系统内部可以作出全部的动力学解释呢？如果可以，那么偏离均衡的动力显然必须来自系统外部？但如果坚持了同质性假设，系统外部就是空的 ，它那可能提供任何导致均衡偏离的动力因素。如果我们必须求助于系统外部力量导致均衡偏离，那么这种均衡必然仍然是局部均衡的相对静态描述，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描述。如果单纯是为了“科学必须是可证伪”的这一波谱主义科学观立场的维护，那么“简化”在理论中的地位似乎就不容置疑。但我并不认可波谱的科学主义哲学。如果你觉得我从反对均衡制度观的立场无法明确说明我的意思，那么我退回到均衡制度观的立场上来阐述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把一种制度看作一种均衡，那么导致均衡的所有动力因素是否都应当包括在动态优化的过程中呢？比如德布鲁在论证企业生产函数时曾经指出的那种技术性无效率和经济性无效率的问题，在后期的生产理论的均衡结论中就被回避了。导致技术无效率的原因何在呢？就像博兰尼在《个人知识》中的那个有趣的例子一样，当我们把一颗钉子打进墙里时，我们只看钉子，而不看锤子和挥舞锤子的手。可是不是所有人的人都敢保证不砸到自己的手。这显然是个技术问题，他与一种惯例和熟练程度严格相关。而不是生产函数所描述的那种切点最优的完美状态。经济效率损失的问题在于同样的等成本线上不同点的涵义，只要偏离切点的要素组合，那么就可以视为一种效率损失，如果我们将这种因素看作是一种生产组织的制度因素时，同质性假设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制度都和切点的制度保持一致，因为制度明显得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阿尔奇安对新古典假设的辩护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经典的描述。他在从洛山矶到芝加哥的车手比赛的例子中给出的选择论解释，显然借助了“自然选择”的类比。如同他自己说的，如果上帝改变了加油站的位置，那么理性看上去似乎十分可笑？由此，到底是理性导致了成功的结果呢？还是一种随机的概率导致了成功的结果呢？在我看来，阿尔奇安做的不是辩护，到似乎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批评了。类似的如同贝克尔、德姆塞茨、弗里德曼等人提出的“市场选择”辩护，都明显带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结论最终导致有没有理性根本就不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市场选择过程自然会证实最大化的假设，这种解释我认为不没有说服力。大概我在均衡的问题上有些过于累赘了，或许这就是工具方法的局限吧。我其实也希望能通过一个简单模型解释“当我们不看挥舞锤子的手和锤子时，锤子是如何落在钉子上的”，但是我发现即使考虑了动态优化我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动态优化离不开学习和认知提升的问题，而这种不确定性在均衡分析的假设中显然不被容忍。
第二，关于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工作。我必须承认这方面的研究对制度分析所作的贡献，但我同时认为演化博弈论存在本质的缺陷，因为他们没有跳出演化制度观的视野。其实在我看来，演化博弈论对制度分析的贡献与其说是对演化制度分析的贡献，到不如说是对新古典均衡制度观的贡献，因为他们同样在保持了均衡结论的前提下解释了制度型构的过程。如同史密斯在《演化与博弈论》中指出的，演化博弈论作为过程分析的理想工具，可以直观的再现自然和社会演化的过程。当然只要我们还必须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地位，那么这种分析工具实现的进展就不能被忽视。其实我自己并不是试图否定这种分析，相反我试图做的正好是回避那种非此即彼得论断方法，我在论文中介绍了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的主要成就，但同时指出了演化博弈论在制度分析方面所存在地缺陷，而我引入脑进化问题正是希望为他们所假设的那种“共同知识”提供一个认知论的解释。如果不能有效解释认知的产生以及提升问题，我们就无法解释制度演化中，或者说在无限次的社会博弈中行为主体调整自己策略的依据。我肯定演化博弈论贡献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在博弈论分析中实际上引入了一种学习机制，这种理论分析的“外接口”，让我觉得它是对同质性假设和最大化假设的一个改进，从而为认知理论进入演化分析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入口”。当然，如果认知因素以及心理因素这类不确定因素的引入仍然可以在博弈论框架下有效的证明均衡存在，那么我将更加认同这一分析思路。但至少目前看来，它还没有做到。此外，如同演化博弈论者声称的那样，他们都是哈耶克思想程式化的证明者，我觉得他们对哈耶克思想到推进和传播的贡献也是值得尊重的，但这并不表明我完全依赖于这种分析思路。更确切的说，在哈耶克那里所谓的知识理论的问题，在演化博弈论的框架下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我试图通过脑进化提供认知论支持的理由，（尽管我觉得在认知论和知识论之间需要对语言介质的研究），所以，我觉得似乎不存在你所说的那个调和的问题。也许，我需要做的是如何更加明确的说明这种立场吧。
第三，首先，我非常欣赏你说的“历史是一段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的长河”这一描述。或许作为单个存在的行为个体，没有必要知晓历史过程的全部细节和知识。但是科学研究似乎没有道理回避这些问题，不知道聂兄是否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原初状态的分析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之所以那么重要，我认为原因正在与此。不管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还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或是诺齐克的自然权利问题，都是试图为后来的过程提供一个起点的说明，否则，理论那才真的就是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了。当然你所指出的“这种研究可能存在地一些问题”，是同样需要尊重的。科学研究如同一个接力的比赛一样，没有人可以在无限距离和时间的纬度上完成全部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彼此也是存在分工的，如果大家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那么这种进步似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了。我非常欣赏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在我看来，没有怀疑的学问也是不值得做的。我的态度或许决定了我无法接受主流的方法和思路及其制度方面的结论，因此，只能寻找其他的途径。此外，我个人对学术研究的一个自私的目的在于，我希望为自己提供一个更为可以接受的制度理论。如果这种行为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彼此是否就符合同质性假设呢?我仍然不认为那个假设是对的。如同西蒙指出的，“最大化”似乎是个不如“满意”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我们在行为目标上更直接的是表现为对后者的追求，而不是前者。
最后，如果用均衡的概念来看待我们今天经济学的学科状态的话，我很难描述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惯例是一种均衡还是非均衡？也很难理解究竟是均衡对于科学发展有利，还是非均衡对科学发展有利？或许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像一个线族不停地沿着“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