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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十分清楚，市场的基础就是私有化，因此，为了给完全市场经济打下一个制度基础，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化和完善私有制度就成为这些学者以经济学霸权触角切入政治制定领域的一个表现。该私有的私有了，不该私有的也一股脑不分青红皂白地要私有了。不过，有一点是他们所回避或者说要隐瞒的，那就是，从经济学本意出发的私有制是一种公平对等的私有制，或者说公有和私有在“公有就是平等的私有”这一点上是统一了，而他们所鼓吹的私有是有能力的人的私有，而剥夺的是缺乏竞争能力的人的私有。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针见血地批评到，公平只是西方经济学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打出来的一面旗帜，而非它们一贯遵守的原则。
　　诚然，自动物界开始的一个漫长的生物进化历史都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历史，但是，这个进化史到目前为止它的最种结局是进化出了“人”这种反对弱肉强食而具有“善”心的物种，说这个进化史是“异化”也好，说“人”是生物进化当中的歧途也好，总之具有“善”的一面的“人”是出现了，有没有能力都被赋予生存的权力了，这就是“人权”思想，换句话说，一天到晚把“人权”二字挂在嘴边的西方经济学人士，其实最应该尊重这一点，即不能够剥夺弱者的生存权力，具体到经济学上来说就是不能够把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处理或者至少不能够以能力大小瓜分公共资源。
　　只要不否认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同时存在，就不能用适用于此领域的方法来处理彼领域的事情，因为没有万能的手段存在。这就决定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两个要长期并存的方法，而不能将其中一种作为“体制”确立下来并借以排斥另一种手段的存在。
　　既然如此，公共领域和竞争领域的划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那么哪些领域属于公共领域、哪些属于适于竞争的私有领域呢？《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给出的分析原则是“需求层次两分法”，即必要需求领域的政府干预和非必要领域的市场竞争。并且从必要需求领域的简单化和市场交换是以盈余为基本条件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干预的可行性，以及从非必要需求的复杂化和政府能力的相对不足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应该给予竞争领域以充分自由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被公认为是“左”的极点，这个政治运动的左的特征就是政治霸权、政治帽子满天飞、是一场以政治手段进行的单向的文化毁灭而不是导致文化繁荣的文化革命。当前，能够以冷静的学术态度观察现实并正确认识两个不同领域的巨大差异的经济学人并不少，但在西方经济学不遗余力在中国进行传销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中正的学术观点却往往显得势弱声微，往往被扣以“反对改革”的政治帽子和贴上“左”的标签。下面链接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制度改革方向分析的一个比较中正的观点，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将有适用性的方法用在不适应的领域里的结果。

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http://finance.sina.com.com/review/zlhd/20051209/09172185761.shtml；
　　中国的改革大体上可分两块，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前者是属于由市场竞争主导的经济领域，主要按照市场规则来调节，后者则是由垄断主导的公共领域，其往往不适合竞争或市场失灵，主要按照公共规则来运行。两种不同的领域，奉行的基本规则是完全不同，也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市场领域，主要依靠竞争规则来约束和激励，达到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在公共领域，则主要依靠公众监督下形成的一套规则来约束和激励，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更一般地说，在市场调节有效的领域，竞争足以有效约束各种损害社会福利的行为，而在市场调节失灵的公共领域，没有民主监督则无法约束权力滥用对社会的危害。这样两种机制是一个完整和完善社会缺一不可的两条腿，缺少任何一条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中国的改革主要诉诸市场化，首先从经济领域的企业开始，然后逐步推开。总体的大改革政策框架是由政府制定的，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特点，因而也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点。具体的改革实施是以各地政府执政者或各个职能部门为主体，来选择如何改革，来决定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范围。这种路径依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原有的利益格局基础上，在大的政策框架下，来渐进和自发地选择改革，并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或系统的市场规范的要求去设计和规划改革，而是更多的带有局部的、自发的、自身利益取向去推进改革。这样的改革路径，在不同的领域则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随着市场的放开，即使是带有自发性的自身利益取向的改革，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的事先和事后的约束，改革的路径主要依赖于市场，能够在大体合理的框架内推进。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天然地自发生长而形成的产物，不需要政府的过多干预，通过其自身的选择和淘汰机制，就能够把最优秀的企业和人才筛选出来。因此，在转轨过程中，只要在基本合理的利益约束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形成的利益集团能够代表社会未来发展的积极力量，因而是一种代表合理行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呼吁推动形成并发展的利益集团，正是中国过去尚未出现，而现在正在形成、并在促成市场竞争和创造社会价值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力量。在这里，经济学家代言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是一个发展的潮流，大江东去，泥沙俱下，然而，忽视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大潮流，而非要说他们只是代表了那些泥沙，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另一方面，在非竞争领域或在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这种渐进自发改革往往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即各地政府，大到中央的条条，各省市的块块，小到各地区的乡镇村，学校、医院和街道等等单位，都各自为政，在原有的自己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内，进行各取所需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实质上是“对我有利的我就改，对我不利的则不改”，是一种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导向的改革逻辑。这样的改革路径主要依赖于政府，在政府利益主导下形成的改革结果，无疑会造成某种扭曲的市场格局，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依靠权力可以成为资源垄断者，因而也能够利用垄断资源进行寻租和市场交易，权力垄断部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既得利益者。
　　由于公共权力部门不是那种可以自由进入的竞争领域，因此，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资源部门。如果这种部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那么其控制资源的价值越大越多，该部门权力的含金量也越高。这也是我们通常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油水”是不同的。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的链条中，花费的买官费用是与控制不同资源的部门或职位的高低密切相关的。这表明，在特定范围内，作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无形资源也具有了不同的交易价格。这种不同官位或不同部门的职能也能以价格表现出来的现象，表明了政府部门直接卷入、参与市场交易，并能够从中获益的路径，表明了中国的权钱交易行为可能向普遍化和制度化演变的危险趋势。
　　于是，在选择“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改革路径的基础上，那些不利于现有权力部门利益的改革往往得不到推行，结果在需要加强竞争和市场化的许多领域的改制任务还远远未能完成。然而，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则被自发地、过度地扩充到了广泛的公共领域，因为在这些部门的市场化交易或所谓的“改革”往往更有利可图。尽管这些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然而实质上，权力部门在既无市场约束，又缺乏公众监督下的情况下，很容易利用其垄断权力进行交易来获取利益，这种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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