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公共福利。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是一种按照等级制构造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本质上属集权控制的结构是与纵向控制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而与市场机制所要求的各种要素平等竞争的横向流动本性不同。集权纵向控制的官僚结构一旦卷入了商业化，把国家当作企业来经营，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包的金字塔式的市场交易结构。这样的交易结构不是建立在市场要素横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各种要素充分自由竞争的前提下，而是一种以纵向的官本位的等级制为基础的交易结构。结果，社会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商业化轨道，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不管是竞争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不管是市场有效的范围，还是市场失灵的范围，都无一例外的成了市场交易场所。更危险的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丧失了，成为各自代表部门利益的小集团职能。应当纠正市场失灵的政府，却成为利用市场来牟利的寻租部门。
　　在各种各样的权力控制的势力范围，市场要素的充分流动处处受到阻碍，市场机会的实现受制于重重行政壁垒关卡，公平竞争无法实现。社会资源无法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进行配置，而是按照权力的大小和等级来进行配置，大量资源流入掌握权力的设卡寻租者的腰包，而不是按照竞争能力归属于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者的手中。长此以往，社会财富的源泉便会枯竭，社会便会出现由不公平导致的低效率的停滞发展的陷阱。这种不公平的根源就来自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它将会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计划体制下，权力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导致了低效率的结果，引入市场竞争后，必然导致权力无法再直接获利，因而不得不大量退出生产领域。但是，权力仍旧控制着种种与生产密切相关的许多关键资源，因而能够直接以垄断地位参与资源分配。在经济活动的纵向或横向链条上，当竞争与垄断并存时，必然的结果是，竞争领域受制于垄断，其创造的收益流入垄断领域，使后者能够获得高额垄断收益。这也是中国不公平的重要根源。
　　同样，不仅在竞争企业与垄断企业之间，后者能够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或通过横向的市场交易关系，轻易地获得前者的利润转移，而且，在竞争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后者依靠其权力，通过其控制的种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市场准入和监管资源、以及相关的社会公共管理资源等等，同样能够获取前者的转移收入。结果，社会收益的流向，从竞争领域流向垄断领域或公共领域，从无资源控制权部门流向有资源控制权部门，从可控资源少的部门流向可控资源多的部门，从低门槛进入行业流向高门槛进入行业，总之，从无权者流向有权者，从弱势群体流向强权者。
　　在中国的行政控制结构中，各种公共资源管理的职能按照其直接控制资源的性质、范围和多少，来决定其交易地位，其所处的交易地位越优越，可能得到的潜在交易租金就越多。这种潜在的含金量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也越来越多地被某些官员们所利用。于是，政府公务员正在日益成为就业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工作，具有不同资源控制职能的公务员岗位具有不同的潜在价值，从不同岗位公务员的供求状况中就能看出其价码的高低。这种倾向表明，我们的公共机构可能已经被大量地商业化，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把权钱交易加以制度化的结果。
　　因此，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无数个代表合理行为的市场竞争者，与大大小小的代表不合理行为的资源垄断者或公共管理者，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生产或交易，形成了合理与不合理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更有甚者，如果把公共领域错误市场化行为带来的消极效应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积极力量所致，那么，就会否定合理的改革。这样，我们很可能会削弱正常合理的市场职能，而强化了不合理的行政权力。在没有市场约束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这非但不能解决公共领域不合理的市场交易行为，还会导致合理的市场化进程的全面倒退。只有善于识别这些本质上不同的两种行为和力量，我们才能推进真正的改革，摒弃伪改革行为，斩断中国不合理不公正的根源。
　　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各有各的一套运行规则，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涉及的都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现象，对于上述的变异特点还未曾见识过。权力市场化的格局是一种独特的转轨现象，这是经济学家不可能控制的。经济学家只是在自己分工的经济领域内，在庞大体制的重重阻力下，在竞争领域的改革还远未完成的局面下，一点一点努力推进市场化的完善。
　　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活跃的学科，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背景。相对其它学科来说，经济学是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是中国改革的最初启蒙，也是被政府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前台，在思想界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引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并担当起现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运动先锋的角色。经济学呼吁的是平等自由的竞争，它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的等级秩序，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与城市的工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成长的企业家可以与政府任命的官员厂长竞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可以与国有企业竞争，计划外经济体可以与计划内经济体竞争，等等，原有的经济秩序大量地被打破。只要你有能力，不管你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如何低下，都可以去发现机会，创造价值并获得回报，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反对改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习惯于原有计划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担心不再能够得到这些利益。另一种是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不满，因而加以抨击。应当看到，造成这些弊端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公共权力介入了市场交易，这才是一系列腐败和不公平的根源。如果只是一味批评而未能发现其中的原因和症结所在，那么很可能会加入到反对改革的阵营，增加推进改革的阻力，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许多人的初衷。
　　然而，任何真理都是有其特定的范围，往往真理越轨一步，往往就会成为谬误。经济学的适用范围也只能是在经济领域，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在政府政策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进行的改革也只能是竞争领域的市场化。经济学担当的改革启蒙角色，也是十分有限的，受学科分工研究的限制，经济学不可能包打天下，更不可能代替社会改革所必需的人文启蒙。作为一个完善的社会文化的整体，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需要与其它各种学科，例如伦理道德、宗教、法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转轨时期，单纯对经济学的强调和片面突出其作用，而在其它文化方面却停滞在计划经济的传统时代，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推进和发展，这必然会导致现代文化和道德的全面缺失。
　　按照学科的分工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经济学家呼吁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因而主要致力于推动的是中国竞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于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共管理领域，由于其通行的规则并不完全是市场或经济规则，因而涉及更广泛学科的研究范围，这是经济学家通常无法独立推动并完成的改革目标。经济学家不可能代替各级政府进行公共管理和决策。
　　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继续改革，努力完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推进公共领域的民主化，才是中国转轨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