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图四)。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瑞克（DaniRodrik）在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在社会冲突+冲突管理机构）。该公式表明：（1）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退均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潜在地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么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3）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越脆弱，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么，一旦遇到经济动荡和外部冲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止、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垮台了，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下降了20%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干预，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或者类似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中国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他指出，当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表15：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本表格比较复杂，删略）

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上升为1995年的0.388，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见世界银行：《中国收入分配差异》，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

3沈致远、李训经、雍炯敏：“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科学》，1999年，第51期，第2期，第6-9页。

4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目前最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城市是由于企业不景气、收入减少、下岗、养老和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而且这个贫困人口群在增加，又集中在城市，城市中许多支出费用又是固定的，收入减少很容易使他们陷入困境；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缩小，各种税费负担由于吃皇粮的人数比率太高而加重，如果再加上外出受限制，向外流动的成本加大，以及一些农村的合作基金会、股金会和互助基金会不能兑付，也很容易引发农村的社会不稳定。

5引自《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第38页。

6《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9页。

7详细计算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8胡鞍钢：“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5-6期，第12-21页。

9胡鞍钢：“巨大的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2002年2月28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20期。

10详细计算分析参见王有强、崔启源：“第一章理论分析和框架”摘自胡鞍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

1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页至23页。

12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13对北京市法轮功练习者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练功者就业状况处于劣势，且缺乏足够社会保障。“法轮功”练习者就业状况比较集中，其中的离退休人员、下岗及无业人员和郊区农村人口的比例较高，共占75％。

14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页。

15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自《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页至43页。

16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的调查将满意程度仅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而2000年与2001年的调查中将满意程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五类。为了三年同比方便，我们将后两年数据中前三者合并为“满意”，后两者合并为“不满意”。这里，对满意与否回答“一般”的人其实不能说是“满意”的。因此后两年的数据可能夸大了满意程度。

17据周天勇研究，80年代初吸收了因上山下乡而需要返城就业的1000万知识青年；1979年失业率高达5.4％，在1979年到1985年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5452万人，使城镇失业率降低到1.8％，是中国历史上失业率最低的时期。

18参见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人的讲话。

19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自《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页至43页。

20衡量客观形势是否稳定可以采纳诸如犯罪率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群体事件发生率作为指标。

21杨宜勇，张本波，2002年

22乔健：“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6页。

23引自《中国财经报》，2002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