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18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4.3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如下结果。

下岗失业人员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就业角度看，绝大多数在岗人员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而下岗失业人员中1999年有70%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2000年这一比例近占一半(见表9)。

低收入人群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水平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变化，但明显存在一种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收入水平越低，对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最不满意(见表10)。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增减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收入增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而绝大多数收入下降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1999年这一比例占2/3,2000年占1/2(见表11)。

若以1分表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用5分表示很满意来反映不同收入组或不同类型人群的满意程度。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资料19，从不同年龄组比较，31-50岁之间的4个年龄组满意程度最低，在3.02-3.15分之间；从不同收入组比较，最低收入满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组满意度最高，为3.69分；从不同职业分类比较，下岗失业和非技术工人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67分和2.97分，离退休、干部或经理、高级技术人员满意度最高，分别为3.48分，3.47分和3.46分；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低，分别为3.14分和3.16分，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高，为3.90分，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46分；从不同城市比较，上海和贵阳居民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98分和3.00分，而厦门居民满意度最高，为3.53分（见表12）。

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4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见表13)。20但是，勿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倾向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sy)。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从表7可以看出来。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表14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兆。

表14：满意程度与行为激烈程度

您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吗？

1999年满意不满意2000年满意不满意2001年满意不满意3.79.35.27.110.216.2

是否会采取以下方式解决问题：聚众游行请愿罢工罢课，1.64.80.71.61.55.1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3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growth）、“不公平增长”(unequalgrowth)。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