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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底改革最终的问题还是利益的走向问题。

　　“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利益”的流向问题，是任何社会执政者必须考虑的大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它只是向“极少数人”走，社会就不会和谐，就不会稳定，就会出问题、出乱子，甚至可能会“改朝换代”。

　　改革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革除弊端、发展生产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革除弊端”，是改革的前提，“发展生产”是成功的基础，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则是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在迄今为止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举世瞩目，就这意义上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改革的成功并非意味着没有问题，决非意味万事大吉。譬如，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问题上，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完善的、科学的处置，因而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出现、下岗工人生活的贫困化、农民收入的停滞不前、腐败现象的泛滥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利益”的走向出了问题，是对“利益”处置得不均、不公、不科学引起的。

　　什么原因？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食利于民”、“与民争利”还是“还利于民”、“为民谋利”？

　　所以，改革必须重视“利益”的走向问题，必须重视因改革而产生的“利益”究竟是谁在“享受”着的问题。

　　（二）一种危险的倾向：经过“改革”，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

　　《人民网》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导加薪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灵丹妙药？”的文章，一些网友发表了如下感言：“只要一改革，就是领导利益最大化，就是群众利益最小化”，“领导在改革中致富，群众在市场竞争中挣扎。”

　　话虽有点“极端”，然而这种“倾向”却是存在的。不信？那就用以下几个数据来说话。

　　数据一：在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下，以卖光为特色的中小企业的所谓“国企改制”一下子产生了3000万的4050代下岗工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一下子产生了4000万的“三无农民”，二者一“合计”，就是7000万，若是每个家庭以3人为计算单位，那就是2亿1千万，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数据二：“据杨宜勇的推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据统计，20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倍，而2003年这个数据是3.23倍。

　　数据三：《ＣＣＴＶ2004中国经济年度报告》的网络问卷调查中，问到“2004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经济政策”时，选“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和“农民增收1号文件”，分列第一、第二。然而，令人们深思的是，尽管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超常规增长，但却并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拉大的趋势。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2004年前11个月，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比1，与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也在扩大。

　　“基尼系数”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指标？它是专门描述财富差距“集中度”（即笔者所说的“利”的走向）的一个国际公认的指数，它指1%的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低于0.3属于均等，高于0.4则属差距过大，超过0.45属差距过大，若基尼系数为0.5，则说明1%的人口占有了50%的社会财富——1980年是0.3左右，1988年是0.382，1994年是0.434，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1998年比1980年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1997年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表明，占调查户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资产。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与地区之一。

　　以上三个数据表明，当今改革中的一个值得注意倾向是：经过“改革”，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

　　（三）“改革”后的“利益”流向了二类人群。

　　应该说，在当今相当一部分领导中，对“利”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理论上是认识了，然而在实际的处置上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利益的天平倾斜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倾斜于社会中处于“少数地位”的“特殊阶层”。这样说有没有根据？有。显然，社会的这个“利”的走向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它至少说明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利益流向”是不合理的，说明了“贫富差别”的扩大，说明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

　　那么，“改革”后的“利益”流向了什么样的“强势群体”呢？依笔者的研究，那就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层”和“与民争利”的“权势群”。

　　什么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层”？指的是靠权力，靠贪污贿赂，靠官商勾结，靠偷税漏税，靠走私贩毒，靠贩卖人口、贩卖文物，靠的是机会不平等……总之，这是一批靠“趁共产党还没有醒时狠狠地捞了一大把”的人，他们的“富”是坑了国家，是有更多的人走向了贫穷，是为富不仁的“富”。著名的贪官成克杰、胡长青，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赖昌星和湛江走私案的石油走私大王、沈阳腐败案中的慕绥新等，他们的财富少则是百万、千万，多则是亿万，（甚至是几十亿、上百亿）。这样的人是一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腐败分子、寄生虫、剥削者，是社会的蛀虫，是这批人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这类人人数少、能量大；特别精通当代“关系学”：金钱网、权力网、人情网、家族网；有厚厚的权力保护层；胆大心黑，藐视一切法律、道德；生活方式极其腐朽，道德行为极其堕落。对这类暴富群体，法纪没有用了，党纪没有用了，政纪没有用了，一切规章制度都没有用了。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仅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了，当今我们的社会在“利”的走向方面确实出了问题。

　　什么是“与民争利”的“权势群”？这是一批在“利”的问题上的“小打小捞者”，他们属于社会中的“先富起来的人”，但还不是腐败分子，但也决不是勤劳致富者。怎么富？靠权力，靠不正之风，靠所谓的“政策优势”——自己制订政策，自己先富起来，是发生在“特殊职业群体”身上的既得利益者。譬如，一些“特殊职业群体”，例如管水的水霸，管电的电霸，管房的房霸，管路的路霸，管教育的学霸……各行各业都有“霸”，实施的是职业垄断、行业垄断，不讲职业道德，不遵行规行距，实施“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侵占。这是一批社会中的“利益优先者”，面极广，几乎各行各业都参与进去，都争相“竞赛”，打的都是改革的幌子，尽量以合法面貌出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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