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集团性”、垄断性，不择手段，不仁不义，但是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更是直接。何谓党风不好？究其实质，就是“少数人”利用权力优势在隐含于社会热点的利益重新调整时向自己、自己所属的集团倾斜。如在一度流行的“当兵热”、“上大学热”、“从政热”、“出国热”、“经商热”、“炒股热”、“下海热”、“房地产热”、“金融热”等社会狂潮中，“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首先是一批有权的权力者和与权力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

　　（四）当前社会应该做的是：抑制“暴富群体”的“暴富”，让改革的成果让全社会成员共同享受。

　　也许有一部分的人会说，我们的社会不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的确，我们的确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可以说是“国策”，但是要看怎么富。若是劳动致富、科学致富，如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工程师，像已经站在信息产业制高点的CEO，像巩俐、伏明霞这样的大牌文艺界、体育界、影视界的明星……对这样的人，人们什么话都没的说，他们靠的是本人才能、本领致富，能说什么？他们在自己富的时候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国家积累了财富，也为他人的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所以他们的“先富”是应该的。然而在“先富起来”的人中还有一群“暴富者”，正像于祖尧先生在《暴富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部分“暴富群体”——即“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起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他们“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寄生在社会经济机体上的毒瘤；暴富群体对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坏性作用；“暴富群体”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增长；暴富群体是侵吞公有资产、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蛀虫；“暴富群体”的暴富行为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的风气，我们的社会决不允许像“暴富群体”这类“先富起来的人”。

　　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当今社会在“利益”的走向问题上产生的错误倾向性问题，要采取种种法律措施（主要是反腐败）亳不留情地惩治那些违犯法纪“食利于民”的“暴富层”，通过“劫富济贫”（如对“暴富群体”实施高额税收政策和制订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手段做到“还利于民”；通过整顿党的作风和社会的不正之风的措施去扭转“权势群”的“与民争利”倾向，当官的将“为人民服务”牢记心中，那么“为民谋利”就会落到实处。

　　总之，如果我们的社会解决了当今社会出现的“食利于民”、“与民争利”的倾向，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还利于民”、“为民谋利”，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稳定了，就会和谐了，人民就会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改革中去，现代化的进程就会以更加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而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利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