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当前最突出的社会不稳定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论框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地位影响满意程度”，为此提出了4点基本判断，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满意，有的人则不满意。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哪些人对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满意，哪些人比较满意或者很满意；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社会含义，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政府缺乏在全社会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时和主动解决公开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即可能出现“倒J”现象，就像印度尼西亚一样，持续的经济增长突然出现“逆转”，由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见表2）。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见表3）。

4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见表4）；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5。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6。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7；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8；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9。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10，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见表5）11。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12，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份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甚至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还不平等；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他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13

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zero-sumgame)：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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