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大人口规模呢？为什么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呢？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1926年）14。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是“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资料提供了详细的、比较权威的重要信息。我们在上述资料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试图寻找影响人们主观看法的原因，了解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4.1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比例明显增加

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2000年对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15，即超过城市居民的1/5，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0年对10个城市居民调查，对市民生活不满者（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达到26.7%，2001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3.6%，即有1/3的城市居民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5亿人。与此同时，对市民生活满意者（指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由55.5%提高到63.4%，出现“两极同化”趋势，即不满意者与满意者的比例都在增加。

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过去三年的调查中16，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万人之间。

那么哪些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哪些人不满自己的状况呢？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4.2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指相对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社会其它阶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相对自己过去的地位进行比较。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中国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表5证实了人们普遍的生活感受，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却高达72.4%，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和21.3%；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倍，为19.1%(表6)。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毛泽东让我们下乡务农，邓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17，江泽民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凸现出来(见表7)：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表8）。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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