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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新古典的经济学一样，将政府看作仅仅是用来解决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制度冗余（redundancy）。在城市规划主流看来，所有市场上的主体都是自利的。但政府却是例外，它应当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其责任是保持社会公正，而自身应当是非盈利的；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政府应当是中立的裁判，不应干预任何市场活动，更遑论谋取自身的利益。由于现实中，这种理想中的政府根本不存在，于是，规划师和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用他们想象中的“政府”作为基准，对真实世界政府的行为和动机展开了无休止的道德审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就在于这两个学科的底层都假设（或隐含假设了）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政府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制度”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冗余。在大学里，未来的规划师们被告知，如果在A处规划一个公园（或道路）是合理的，那么无论对什么政府，在A处建设公园都应当是合理的。在经济学的学生们学习推导“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时，政府更是从一开始就消失了。于是，当他们设计出来的“鞋”和真实世界的“脚”完全对不上号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如何“改造”（至少是“批评”）脚。科斯（1988）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中批评经济学家坚持逻辑完美但无法操作的“庇古税”时讥讽道：“我在年轻时听说，傻的难以启齿的话可以唱。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样的话可以放在数学之中。”在我看来，如果把这后一句话改为“在现代城市规划中，这样方案可以放在电脑表现图中”，对城市规划也一样适用。
　　当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规范分析后，政府就不再是一种制度冗余。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思考，如果我们现实的“脚”穿不进我们设计的“鞋”里，会不会是我们设计的“鞋”有问题呢？换句话说，我们设想的“政府角色”可能压根儿就不是真实世界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结尾时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安排（不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部门）的操作成本。”1
　　真正的进步来自放弃政府的非经济假设，将政府（或操作政府的人）看作具有自利动机的“经济人”。其中，由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D. North, 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创的历史分析学派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最为引人注目。诺斯（1981）在《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一文中，明确提出“为了有分析地解释经济组织，我们必须运用于一种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交易费用理论。”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框架，诺斯（1981）假设“国家将只按照与国家管理者财富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程度去规定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盛洪，p294）。正是这个假设，导致了马克思“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理论之后，政府性质研究的伟大突破。
　　1993年，曼瑟•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独裁，民主和发展》的著名论文，对政府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刨析。这篇文章从无政府状态出发，分析了政府起源的经济学原因。然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比较了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的经济学差异。奥尔森（1993）首先分析了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很明显，一个社会中君主制的暴力不可能有理性：暴力和偷盗的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人们原有的东西，而且失去了进行生产的动力，因为生产出来也会被别人抢走。因此，一个缺乏和平秩序的社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生产。”于是奥尔森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口众多的社会在历史上都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呢？”他没有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给出一个想当然的答案，而是分析了一个实例——20世纪20年代中国。当时，中国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控制国家的是一系列自立为王的军阀：
　　他们武装一队人马，占领一块地盘，然后在各自的地盘上自立为王。他们向人民征重税，大多数装入自己的腰包。军阀冯玉祥就是因为用它的军队镇压土匪，并击败了相对有实力的流窜匪帮而拥有这种特殊的地盘，才名声显赫。很明显，冯玉祥地盘上大多数人感到它比流窜匪帮更可取。（盛洪，p362）
　　奥尔森进一步分析了“常驻匪帮”和“流窜匪帮”的差异：“为什么对那些受害者来说，军阀这类不断从特定的受害者那里进行偷盗的常驻匪帮，应该比很快会离开的流窜匪帮更可取呢？”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流窜的匪帮理智地安顿下来，以常规收税的形式窃取财富，同时在他的地盘上保持偷窃方面的垄断地位，那么被他要求交税的那些人会有进行生产的激励。……他的受害者便不必担心其他偷盗者。……他的就会知道支付税金后他们能留下来的产出比例。”与非协调一致的竞争性偷窃相比“偷窃的受害者能够期望保留税后收入所积累的资本，因而也会有激励进行储蓄和投资，进而也增加了未来收入和税金收入。结果，对偷窃的垄断和对生产税收入的臣民进行保护，消除了无政府状态。”因为“独裁的统治者有激励从整个社会榨取最大可能的剩余，并且将它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独裁者确确实实有动力去维护和增加他领地中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的生产率”。于是，奥尔森得出他令人震惊的结论：
　　一般而言，统治比部落更大的群体的政府的兴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更多地由于那些能够组建最大武装力量的人，理性且自私的结果。（盛洪，p.363）
　　为了进一步摧毁了那些“试图解释各种政府的出现部分或全部地由于自愿契约和与之相关的交易成本”的努力（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巴塞尔和诺斯这样的制度经济学名家），从而将政府的行为完全置于“理性且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之上，奥尔森进一步分析了独裁（私有）的政府和民主（公有）政府之间的差异。作为其逻辑的一部分，奥尔森的分析毫不妥协：“我将公平地假设民主政体的政治领导这就像常驻的匪帮一样自私自利，并且他会利用任何手段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的结论首先反驳了独裁的统治者是“掠食性”的一般观点，认为“掠食的隐喻掩盖了常驻匪徒的盗窃活动比无政府主义状态有更大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先进文明。”紧接着，他又反驳了那种认为民主的政府较为不贪婪的“常识”。
　　奥尔森设想了一个“两个候选人为竞争总统职位或者两个受到制约的政党为组建政府而竞争”的情形，由于候选人“可以通过将收入从整个人口转移给预期中的大多数就能够‘买到’一个大多数。为转移所需的税赋将有损激励，并减少社会的产出，这如同独裁者将收入再分配给自己的做法如出一辙。”奥尔森根据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尽管这种名义上“大多数控制的”税收倾向于较低的税率，但“在特别利益领域中使统治政策对他们自己有利方面起主要决定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几乎没有激励去考虑对他们的所得进行再分配而造成的社会成本。”因此，“得出民主制必然会比独裁者有更少的再分配的结论将是错误的。”2  
　　那么为什么“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发展的好？奥尔森的答案是，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独裁者一定比民主政府更有（或更没有效率），但是民主的政府却可以比独裁者提供更长久的财产安全。这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很高的投资率。这时，独裁者就必须“让他的臣民相信，他们的财产将永久受到保护，既不会被别人偷走，也不会被独裁者本人剥夺。”因为，“如果他的臣民害怕被剥夺，他们很少会投资，…… 一个社会为了达到可获得收入最大化，也会需要公正执行契约，例如长期贷款契约；而另一方面，只有长期如此，才会获得全部收益。一个国家为了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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