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后发现，现实世界中，灯塔这样的“公共产品”并非完全由政府提供，大量的灯塔是由市场提供的。这一研究，动摇“公共产品”和“政府”之间的必然关系。
　　4我的研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关键是由于经济学中“空间”概念的缺失。在标准经济学里，经济要素的空间移动成本被假设为零[克鲁格曼Krugman（1997） 曾经引用Walter Isard （1949，1956）的话批评经济分析是发生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胜境（wonderland for no spatial dimensions）”]。而一旦我们引入空间要素，萨缪尔逊的定义的公共产品就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在空间上“排他”和“拥挤”的普通商品。政府通过“税收”为其服务（安全）定价，利用空间手段（国界）排除非纳税公民，避免免费搭车（free ride）引发的“拥挤”。相应地，提供所谓“公共产品”的政府，不过是市场上通过空间为其产品和服务定价的普通企业。
　　5曾有学者将我的观点归纳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并企图据此对我的观点展开道德批判。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乃是强调“无形的手”的作用，反对政府的对经济生活干预。这同我强调政府的市场角色完全是南辕北辙。在我的框架里“城市经营”只不过是这一命题的自然延伸。虽然这一观点并没有给新制度经济学增加更多的东西，但是却仍然遭到广泛的抨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批评都是或多或少建立前面提到的错误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城市规划和经济学，使我们顽固地坚持虚假的理论解释，而对真实世界视而不见。
　　6比如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建立城市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元区”等。甚至通过武力兼并领土，也可以看作“非法”产权转移的一种途径。那种途径最好，取决于那种方式交易成本最低。
　　7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区分“私有的”的政府和“工有的”政府。“公有的”政府不过是一个由许多私人组成的俱乐部（club）。私有政府转变为公有政府，本质上同企业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止交易一方敲竹杠，保证交易承诺的可信。
　　8许多地方性黑社会的兴起，许多情况下也是由于这些国家政府功能缺失所致。一旦地方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收保护费的黑社会便应运而起，取政府而代之。外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黑社会被镇压后甚至能够到居民的同情，因为，在本地居民看来，那些合法“警察”有时更像是“流窜的匪帮”——虽不收费，但也不提供保护，甚至直接参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