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7页。
[23] ·《明经世文编》卷115杨一清：《杨石淙文集》卷2《计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第1077页。
[24] ·《明仁宗洪熙实录》卷6下“洪熙元年（1425年）春正月乙酉”条：“四川保宁等府所属茶课，其原额官茶，自洪熙元年（1425年）以后，皆照洪武（1368～1398年）年间例办纳，价买民茶，尽行罢免。若官仓见积茶数堪中换马者，仍留支用芽茶，依当地时价作官吏俸钱支销；其不堪换马叶茶，明白具奏，覆验烧毁，免致堆积累民”。由此可见，川茶之所以在茶马互市中数量在不断减少，主要是由其质量不及南方茶叶决定的。质量和信誉是商品的生命，古今皆然。
[25] ·《明会典》卷37《茶课》；《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6] ·《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7] ·《明会典》卷37《茶课》；《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8] ·《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29]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6～1251页。
[30]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95《户部九·茶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下册，第1246～1251页。
[31] ·参见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第2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 ·《明神宗万历实录》卷28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丙午”条。
[33] ·《续文献通考》卷26《征榷·茶》；《明会典》卷37《茶课》；《明史》卷80《食货志四·茶法》。
[34] ·《神宗万历实录》卷28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丙午”条。
[35]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
[36]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37] ·乾隆《宁夏府志》卷7《田赋·茶法》（第237～23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宁夏之有官茶，旧志不载，想自国朝始矣”。
[38]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39]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40]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自咸丰（1851～1861年）中回匪滋事，继以盗贼充斥，两柜均无人承课”。
[41]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2]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3]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5～18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参见杨重琦、魏明孔等：《兰州经济史》第二编第四章“近代兰州的茶销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4]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5]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46]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
[47]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48]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9] ·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2辑。
[50] 《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
[51] 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52]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3]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4] ·《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1881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光绪）十三年（1887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余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
[55] ·徐方干：《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56] ·徐方干：《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57] ·参见杨重琦、魏明孔主编：《兰州经济史》第二编第四章“近代兰州的茶销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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