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病态的消费心理，病态的消费心理反过来又与病态的消费特征相为激荡，它虽无益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在本文论列，兹略），但它却有助于我们观察这种病态的消费心理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和风气驱使下，明中后叶直至清初，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更其风雅，康对山（海）与妓女同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705页）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 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臧循因与娈童“游乐”罢官回乡，这种丑闻在健康的社会恐怕羞与外人道也。岂不知在当时不但不是丑闻，而且当作文坛佳话，“艺林至今以为美谈”（钱谦益语），所以汤显祖把此事略加渲染点缀写诗为朋友送行。屠隆整日和妓女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好交游，蓄声妓”，（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45页） 且因与人纵淫，身患花柳病，在当时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故而汤显祖在诗中戏称“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家间大有童男子，尽捧莲花当药王。”（注：汤显祖赠臧晋叔诗见《汤显祖诗文集·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卷七，汤赠屠诗见同书卷十五《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抗清英雄陈子龙在不富裕的家境中纳妾三人，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皆当时佳话。即如商人，稍有资产，诸事悭吝，惟宿妓纳妾，挥金如土。（注：谢肇＠⑩《王杂俎》卷四）致使晚明士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颂而不已。 ”（注：屠隆《鸿苞节录》卷二）

　　这种快乐舒适的生活情趣与纵欲佻荡的人生方式携手共和，固然对禁欲主义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极大的冲击波。客观上起着张扬个性、重视情感的进步作用，但也必须指出，这里面同时还夹杂着整个社会病态疯狂和世纪末情绪。

　　正是从这一特殊层面上，当时的消费风气不仅是一种消费心态的映现，同时又导致了消费心态的膨胀，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并动，人情世态的扭曲。从消费心态到整个人情世态，是一个合逻辑的发展。人情世态正是社会风气的重要方面。社会风气和当时进步思潮相汇集，吃喝玩乐的消费心理和“好货”、“好色”是人本性的哲学观点相结合，出现了一幅奇妙的现实景观：奢侈淫佚的社会风气不仅是对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冲击破坏，也不仅是对传统生活观念的转换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进行了一次矫枉过正。

　　社会风气的奢侈淫逸，进步思潮的鼓风扬波，在世纪末情绪的笼罩下，产生了一个时代的怪胎：沉湎酒色的堕落和消费人生的颓败，流露出一个时代的焦灼、狂躁、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情绪……

　　这，不仅王阳明没想到，而李贽也会吃一惊的。

　　把人物场景拉回到今天——一个健康向上、稳步发展的社会，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如果说“变泰发迹”是一种可以理解但并非健全的生活理想的话，那么“现世享乐”则是一种不思进取只图快活的人生追求。它犹如一面双刃剑，它犹如一只潘多拉的箱子，如果不可能把它锁起来，也必须及时地发出警告：

　　这只不祥的箱子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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