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可知当时吃喝风之盛行、之奢侈了。
中国人爱面子,讲排场,为爱面子,常常摆架子。下面几则资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淆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4页)
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禂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6页) 进而发展到官僚在家庭和家乡也要摆在衙门的架子: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8页)
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昔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众人因之,尽乘轿矣。……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20页)
流风所及,衙门之间公款请客,大肆铺张,成为当时衙门一条特别风景线: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宴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三十五、十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0页)
难怪当时有一高僧感叹说:洪武间的秀才做官,吃苦受怕,到头来,如有过犯,轻者充军,重者刑戮。那时的士大夫无负国家,而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像是还债的。现在的士大夫,为朝廷出力不多,又有多少好受用,真是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的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的。(注:陆容《菽园杂记》卷二)还债讨债之说是佛家语,但从一个侧面见出当时的士风、官风。对这种追求现世享乐的奢靡之风,当时的人们也有评价:
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娇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注:《博平县志》)
当然,文人站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维护所谓“贵贱不相逾”的封建秩序的立场上对“奢靡”、“浮薄”之风日烈,“敦厚俭朴”之风渐佚,痛心疾首,严厉斥责,我们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在看到这种现象所包含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认识到这种奢靡之风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消费心理。或者说是泡沫经济中的一种虚假消费能力(虚假消费能力即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那一部分消费能力),今天也有叫做超前消费的。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有人“以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注: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的“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注:《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有的“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为别计”;(注:王士性《广志绎》)有的“乐岁则尽数出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携妻子逃徙趁食”(注:王士性《广志绎》)。
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可知盛行于当时社会的是一种超前的高消费,这种超前的高消费并非物质丰厚,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而是畸形的商品经济倒映的虚假繁荣而导致的病态的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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