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Agriculture），如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低投入农业（Low-Input Agriculture）、低熵农业（Low-Entropy Agriculture）、生态经济农业（Ecological Economical Agriculture）、综合农业（Integrated Agriculture）、精久农业（Intensive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四是强调高投入、高产出，可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以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农业（Intensive Agriculture）（见曹东风与戈峰：《面向21世纪可持续农业的植物生态保护刍议》（转载于http://ipmchina.net/meeting98/）。
在上述这些农业形态中，与生态农业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有机农业，因此在一些文献中，生态农业也称有机农业。但是如阿尔铁里所强调的那样，有机农业并不是生态农业，因为有机农业仍旧是单一种植和原材料替代，用一些原材料取代另外一些原材料，与常规农业遵循着同一标准；而生态农业依靠的是农作物与动物相协作的结合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对原材料没有依赖性的体系。此外，有机农业供应的是上层社会市场（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有机农业只是一种商标，一种说明没有使用有毒物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商标）。相反，生态农业以科学为基础，实行一种关注社会公正、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替代发展模式。见《生态农业的推动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阿尔铁里答墨西哥《标志》周刊记者问（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1日）。
[7]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刊于《中国特产报》2003年4月7日。
[8] 《农业名词》“生态农业”条（转载于http://www.chinapoultrysci.com/nymc/）；孙敬水：《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9] 路明：《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刊于《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5日。
[10] 阿尔铁里把这种传统农业知识成为“人种科学”，即“关于农业生产者的知识”。他指出：“所有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一种宇宙运动观。他们发展了一种体系，即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人种科学就是研究这些农民的智慧。”阿尔铁里强调：生态农业“不是具体技术”，而是原则，因为“是原则产生技术”。他所说的原则亦即前注中所引的“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的“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的知识体系。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11]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
[12] 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本文中，主要指杭嘉湖一带。
[13]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 1998.
[14] 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业师傅衣凌先生，他说：明代中期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的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页
[15]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排印本，卷四“谈参”条说：他所谈的，其实是“淡参，实谭晓，常熟湖南人（原注：行三，参者三也）”。由于李氏所言本来自“邵北虞圭洁所撰”，而“北虞系同邑，不欲显论之耳”。故作谈参。
[16] 因此张履祥说“窃观行素生前规划，或者已有此意，恨不及与之论定也”。
[17] 陈确到邬氏家，见到其家“周按桑田，闲闲十亩”。见《陈确集》，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文集卷九《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张履祥也说：“行素今年已种豆二三亩，善策也”。见《策邬氏生业》，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增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77－178页。
[18] 据邬氏的师友陈确（同时也是张履祥的友人）所见，邬行素生前与其子力耕养母，生活十分贫困（见前引陈确：《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因此其境况只能属于下等农户。
[19]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6页。
[20]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4、148页。
[21] 事实上，如后所述，这种方案后来确实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成为江南许多地方小农经济的特色。
[22]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国农史》（南京）1985年第3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ch.3,4,5.
[23]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6页。
[24] 包世臣：《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二《齐民四术》第一农一上。
[25] 张履祥：《祷雨疏》，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2页。
[26]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45页。
[27]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28] 高时杰：《桑谱》，收于汪日祯：《湖雅》，光绪六年刻本。
[29] 沈练：《广蚕桑说》，仲昴庭辑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60年。
[30] 《杨园先生全集》卷六《辛丑与曹射侯》，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64页。
[31] 《荒政议上甘中丞》，收于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九灾祥一。
[32] 《陈确集》文集卷十五《投当事揭》。
[33] 张履祥：《策溇上生业》，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9页。
[34] 钱詠：《履园丛话》，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卷四水学围田、浚池条。
[35]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95年第3期与第4期。
[36]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充分利用资源和空间的立体农业生态模式”。见前引路明：《21世纪现代生态农业展望》。
[37] 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38] 张氏在此文中明确指出：“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他在《策溇上生业》中也说：“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39] 明代《致富奇书》(木村蒹堂本)“牧养致富”说：“养五牸之法：一曰养鱼，二曰养羊，三曰养猪，四曰养鸡，五曰养鹅鸭。五牸之中，惟水畜之利最大”。
[40]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排印本，卷四“江南诸省”。
[41] 徐光启：《农政全书》，石声汉校释本（即《农政全书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年，卷四十一牧养。
[42] 《补农书》总论说：“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脊之忧，为利不亦多乎！……尝见其乡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鱼不力乎！’”。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32页。
[43] 《策邬氏生业》。
[44] 这里说的草，主要当指水草。详前注。
[45] 《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86页。
[46] 参阅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15、16、17页。
[47]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应用的评述》。
[48] 以下三条，均见《农业词典》“生态农业的三种模式”条（转载于 http://suhome.8u8.com/paper/paper.htm）。
[49] 例如利用作物秸秆作饲料养猪，猪粪养蛆，蛆喂鸡，鸡粪施于作物，在这种循环中，废弃物被合理利用，可减少环境污染。利用食物链组织生产的还有作物－畜牧－沼气循环；作物－食用菌循环等。
[50] 例如为了让农副业生产向空间或地下多层次发展，可在田间实行高秆、矮秆作物搭配种植，同时在田间的沟、渠、过道的空间搭设棚架，栽种葡萄、云豆等爬蔓作物；还可将种植植物和动物养殖搭配起来等。在时间演替上，可采用间作方式，在同一土地上种植成熟期不同的作物，以充分利用资源。
[51] 如果不顾这个规律，只顾索取，不给回报，便会使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
[52] 见胡人荣、余长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上一页  [2] [3] [4] [5] [6]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