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要：清代前期，中国林业处于古代传统林业阶段。在林业思想上，表现为受农本思想和风水思想的深刻影响。对林业的认识基本上局限于农业的水平，主要是追求森林的经济效益，强调发展经济林。在民间乃至上层统治者，林业思想中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迷信成分，风水说相当盛行。同时，少数先进人物已能较深刻地认识到森林的生态作用，提出了森林防灾和多效益的思想，尽管其内容还不完善，还主要是为了保护农田、为农服务，但森林生态思想毕竟已经初步形成。

关键词 林业思想 农本思想 风水 清代前期

思想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既是从实践中产生，反过来又指导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林业思想是制定并实行林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又反映这一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林业生产状况，以及人们对森林作用认识的程度。清前期的林业思想既包含了前代人的成果，又有所突破和发展。清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期社会尚未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该时期人口增长迅猛，从数千万增长到4亿；棚民大量涌现，毁林开荒问题突出；水土流失、水灾、旱灾等生态灾难频繁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林业思想作为现实的反映和林政的灵魂，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一些与明代以前及鸦片战争以后不同的特点，反映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过渡性和独创性。研究这一时期的林业思想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弘扬传统思想，而且对于今天的林业和生态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 农本思想中的林业思想
我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农为邦本。农本思想对林业发展影响很大，清代当然也不例外。一方面，发展农业要占用耕地，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毁林开垦就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另一方面，林业当中含有类农的成分，如桑、果、茶、柴、材等经济林就是属农的部分。所谓发展农业，就理应包含这种林业。故自古就是“农桑” 并称、“种树”齐举。康熙帝曾专门为“耕织图”制诗，写序。序言中曰：“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欲令环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1]可见康熙帝对农本的认识。

关于林业的地位和作用价值，清前期诸位皇帝多有论述和诏令。顺治“十二年（1655）覆准，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十五年（1658）覆准，桑柘榆柳，令民随地种植，以资财用。”[2]康熙十年（1671）覆准，“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农时，毋废桑麻。”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谕令：“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还告诫地方官员要“各体朕拳拳爱民之意，实心奉行。”[3]五年（1727）议准，“直隶州县闲旷之地，令相其土宜，各种薪果，如各处河堤栽种柳树……其地宜桑麻者，尤当勤于栽种，令地方官察其勤惰，分别奖惩。”同年谕令：“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鼓舞从事，不得绳之以法。”[2]

乾隆帝对林业的论述则更多一些。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谕：“据河南巡抚奏称，‘种树为天地自然之利，臣经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多方劝谕，桑柘榆柳枣梨桃杏，各就土性所宜，随处种植。一年之内，成活之树，共计百九十一万有余’等语。朕御极以来，轸念民依，于劝农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导小民，时勤树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览该抚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内，已种树百余万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辅，为南北往来之冲，并未闻有教民种植滋事繁扰之处。安见豫省之法不可仿行于他省耶？……可将此传谕各督抚善体朕心，勉力为之。”[2]乾隆七年（1742）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夫制田里、教树畜，岐周之善政。管敬仲亦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裨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申理之处，转饬地方官实力奉行，该督抚不时稽查，务令从容办理，以期实效。”[4]九年（1744）又提出三农、园圃、虞衡、薮牧四职皆为“资生养赡之术”，故应重视“田里树畜”之事。同年题准：“直隶、天津、河间各属，土性宜枣，种植最多。深、冀亦产桃、梨，至于榆柳杨树之类，河洼碱地，各有所宜。令民间于村头屋角、地亩四至，随宜广种，始足以资利益。如有旗地可种树木之处，广令该管各官，劝谕旗人，亦可多为栽种。”[2]道光年间，道光帝曾批准在山东等地种桑养蚕。“道光十七年（1837）奏准：山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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