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不分首从）杖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莹内树木者（首）杖八十，（从减一等）。若计（入己）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条例规定：“凡（皇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验实桩楂，比照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奏请定夺。为从者发近边充军。取土取石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俱照律分别首从拟断。”同时规定，“凡历代帝王陵寝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坟墓（所在有司当加护守），不许于上樵采耕种及牧放牛羊等畜，违者杖八十。”[15]在民间的族谱、村规、祠规、庙规中也有保护风水龙脉的条文。如，“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翀麓齐氏族谱·卷1》）；“树木砍伐，有伤风水”（《欧宁祖氏族谱》）；“灵山重地，严禁伐木掘窑，以培风脉事”[9]；“统山梓木皆系坟荫，有关风水，仍照向例概不砟伐……各宜当心保护。”[16]此类言辞不胜枚举，表明风水意识已深入民间。

风水理论虽然包含迷信的成分，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森林生态、促进墓地植树的作用。

3 森林防灾的思想

林木可以护堤，发挥防护作用。康熙、乾隆诸帝都相当重视河堤植树。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诏令，“查黄运两河所栽之柳，每岁果能如该督疏内所定之数成活者，其栽柳之人三年后……授以巡检录用……”[17]康熙十七年（1678），清圣祖诏令治理河患，“按里设兵，分驻运堤，自清口至邵伯镇南，每兵管两岸各90丈，责以栽柳蓄草，密种菱荷蒲苇，为永远护岸之策。”乾隆提倡植树，尤其重视堤防植树，在治理北京永定河的过程中，他亲自总结了堤防植树的五言诗。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诏令黄河沿堤种柳，并申禁近堤取土。他们的这种思想，显然受前人的影响。春秋时期管子曾建议桓公设“都匠水工”，兴修水利工程，“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而且，他提出在堤防上“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隋炀帝时期，曾沿汴渠、运河岸边大规模植榆柳。明代的治河名臣刘天和创立“治河六柳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18]。在前人的影响下，加之洪水灾害的频繁，故清代非常重视沿黄、淮、运、永定等河堤植树，并形成一定制度。但是，这些封建帝王并没有认识到，治水的关键在于治山，治山的关键在于兴林的道理，而是在下游河堤两岸大做文章，表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一批深入实际的有识之士，如鲁仕骥、梅曾亮、赵仁基等人，鉴于当时因人口暴长、各地大规模毁林而引发的许多生态和社会灾难，诸如水灾、旱灾、饥荒等，他们先后提出了森林可以备荒防灾的科学思想，弥补了帝王认识的不足。

鲁仕骥，字洁非，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1771年）进士，官夏县知县，有《山木居士集》。他在《备荒管见》文中阐发了森林保持水土，以及森林保护农田的思想。他认为：“培山林”是备荒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原因是，“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凡田地之肥瘠，视山原之美恶。若其山多草木，郁积磅礴，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否则春夏多骤雨，沙石随之而下，田虽本肥，受害既深，亦从而瘠矣。”[19]他对山林对农田的保护作用已有深刻的认识。

梅曾亮（1786-1856,号伯言）曾在宣城考察棚民的山地开垦。在《书棚民事》文中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论述了滥垦山地的弊端。“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下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二雨未毕，而砂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圩不可贮水，毕至畦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0]这说明，梅曾亮对森林的水源涵养、保持水土、保护农田的作用已看得很清楚。

赵仁基对道光年间三次长江水灾均有亲身体验，任湖北按察使不久他便提出《论江水》十二篇(1834年)[21]，科学地阐明了长江“水溢”与山林被开垦的密切关系。“未开山之前，入江岂无泥沙？江流浩瀚，其力足以运之入海，则不能为患也。既开山之后，其力足以运入海如故也；特泥沙之来，较甚于昔，江虽能运之入海而不能无所积。其始于铢寸，其继遂成寻丈，于是洲地日见其增，而容水之地狭矣；江底日渐其高，而容水之地浅矣。”故结论是“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22]

在清代的不少护林碑上也有关于森林生态作用的论述。云南楚雄紫溪，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立禁碑云：“紫溪山乃楚郡之法脉”，“山之兴旺不竭者，则在林木之荫翳。树木之茂盛，然后龙脉旺相、泉水汪洋。”[6]云南普洱勐先乡于乾隆六十年（1795）立《为公禁》碑：“箐养树木，以厚水源，雍荫田亩”。福建松溪樟栊山立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