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固定。这种周期性循环运动的重迭，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草原利用。

五．游牧圈与地缘社会

1．佐领与游牧圈

清代基层蒙古游牧社会是旗界与游牧圈的统一。与汉民族的基层社会那种层层分割，层层独立，条条块块的社会结构不一样，草原区的旗界是固定的，旗内冬、夏营地是分区也是固定的，但佐领集团却是流动交错的。“初设蒙旗各官时，尚属游牧之旧，故按人丁多寡，编成佐领，设一甲喇章京，及图萨拉克齐等官，往往甲佐领下之人，杂居于乙佐领之下，盖因本逐水草而居，人无定处故也”[63] 。

也有在佐领以下形成游牧集团或游牧圈的。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第一佐领就分为3个游牧集团，分别有27户，184人；28户，131人；39户，270人；第二佐有2个游牧集团，分别为16户，94人；18户，112人；第三佐为20户，123人，则以佐领为单位游牧。可见，这一地区游牧集团的规模相对固定在20-40户之间。也有在佐领以上形成游牧圈的，甚至整个次级旗都在一个游牧圈内。西新巴尔虎旗下的厢红旗第二佐和第三佐共有一个游牧路径，这二个佐共有123户；厢监旗共有三个佐，但放牧圈应基本上一致，五个地点的牧户统计表明，三佐的牧户与畜群完全相杂，共有牧户324户。正红旗整旗共有100户，也只有一个游牧圈[64] 。

尽管一个旗的阿寅勒在游牧时可能分散的，且与其它游牧集团相错。但在社会关系上，佐领对基层的阿寅勒游牧单位在生产上有着积极的领导意义。“满洲国”时期，索伦旗内的布尔亚特人，每个基层阿寅勒设阿寅勒长，类似家长。每年冬营准备前，各阿寅勒长要到佐领处开会，商量生产事宜，特别是每户刈草地的划分问题[65] 。

外蒙地区的浩特组织要比内蒙的游牧阿寅勒规模大，通常由3-7个游牧家族形成。浩特内的游牧户不但在同一个游牧圈，而且共同扎营，生产中互助合作。浩特的结合有多种形式。有的是由一个较大的游牧家族，或者亲戚组成；有的以亲近的朋友组成；有的是经验丰富者与无经验者的组合，目的是为年轻人提高游牧技术。当然，还有按贫富组合的。富户牲畜多，需贫户出劳力帮助，王公和富户由于拥有较多的大家畜和大车等物资，在移营时可以为贫户提供帮助。从放牧项目上，小家畜一般个体牧户单独放牧，马的放牧需要较高的技术，往往几家合牧，但在自愿意的基础上进行[66] 。

游牧社会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却比农业村落更强，关健在于牧地的共同使用性质。共公牧地涉及到集团内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成为是蒙古部落间斗争最主要的导火索。但在一些地区，在长期的适应使各族各部落间达成一定的默契。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地区，来自南方的蒙古人和来自东方的索伦人在此游牧，一般来讲，索伦人以海拉尔河的上游为夏牧场，蒙古人以莫勒格尔地区为冬牧场，当蒙古人南迁时，索伦人才在这一地区填空[67] 。可见，长期的习惯起到了很大协调作用。

2．灾害时的跨圈移动

冬营地的灾害主要是“黑白”二灾，无雪导致吃水困难，多雪覆盖则导致牲畜吃草困难。缺水草场1个月无积雪就有轻黑灾，2个月无积雪即达中等程度的黑灾，2个月以上则为重黑灾。现在，锡林郭盟每10年中6~8年有黑灾。至于白灾，大雪时积雪可达1-2尺厚。道光十八年，伊犁、察哈尔等部被雪被瘟，牲畜死亡2万多[68] 。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的大雪灾都造成大量牲畜死亡[69] 。在内蒙古中部，1925年的雪灾时的牲畜死亡率为30-50%[70] 。1943年，呼伦贝尔盟的东西新巴虎尔旗遭受风雪之害，按1936年的数字分析，马的损失率为30.7%；牛为56.9%；羊为45.7%[71] 。

农业种植业在遭灾之后，第二年便可恢复过来，但游牧业一但遭灾，畜群很难在1-2年，甚至几年内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一般要在灾害时期实行移牧躲避。这种大移动超过了一个游牧单位平常活动的大游牧圈范围。大移动多发生于旗内，有时也越旗界。在呼伦贝尔盟东新巴虎尔旗，1923年和1930年冬期就形成2次大移动，移动发生在霍因古儿河流域。1923年牛群和羊群的毙死率达10-25%，有时半数家畜处于大移动状态。1930年，融雪前出现冻灾，马群的毙死率达15%，牛、骆和羊群的毙死率达25-50%，才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大移动[72] 。

在中西部蒙古草原，旱灾为害为甚，这种灾害便发生于夏季牧场。50年代阿拉善旗第五苏木巴音诺尔公巴嘎的牧民聂有义这样回忆起1900年的全旗大旱：“富户有500——700只羊的，死的只剩下20——30只了；中等人家有100左右只羊的，剩下5——6只；100只驼的人家，剩下20——30只了”。在旱灾中，各种牲畜的抗旱能力不一样，山羊的能力比绵羊强，而骆驼的抗旱能力又比羊强，有的人家只剩下山羊。为求生存，牧民不得不走“敖特尔”。按当地的说法，牧民在自已的冬、夏营地之间移动不算走“敖特尔”，只有夏营地的草场不足，而冬营地的草又要保护起来过冬，这时的远距离游牧才叫走“敖特尔”。实际上就是跨圈移动。大灾之年走“敖特尔”可以使牲畜少受损失。1904年大旱，巴音诺尔公巴嘎地区牧民郝拉吉歹家里的300头羊只剩下60只羊。迫不得已走“敖特尔”，虽然只走出200多里，却保住了羊群[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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