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伪兴安总省机械农场已达41个，开垦土地21687公顷。

日本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畜产资源，对畜牧业实行了“统制”政策。1937年和1941年日伪先后两次制定畜产开发五年计划，实行畜种改良和畜疫防治，强化对畜牧业的管理，并实行畜产“统制”。日伪首先控制畜产品流通。1932年颁布“农民牲畜卖买取缔办法”，1935年制定“家畜产品交易法”和“家畜交易市场法施行细则”，1938年颁布“毛皮皮革类统制法”，翌年制定“毛皮皮革类配给统制规则”，通过实施这些“统制”法规，控制了东北畜产交易市场。同时，伪满在东北设立60多处所谓的“公认市场”，畜产交易须在“公认市场”中进行。为了控制畜牧业生产，日伪还设立各种畜产组合及合作社。1938年，伪满设有绵羊合作社36个，产马组合98个。伪满后期，日伪主要通过设立畜产特殊会社来控制东北畜牧业，“满洲畜产株式会社”设于1937年8月，资本500万元。翌年伪满将该会社定为“特殊会社”，由伪满政府与“满洲拓殖公社”与“满鲜拓植株式会社”共同出资1500万元，全面垄断东北家畜配给、畜产收买、、加工运输、贸易及资金融通业务。该会社在哈尔滨、天津设支店，在海拉尔、通辽、林西、赤峰等地设有办事处。各省畜产商则组成“统制组合”，由该会社控制。“满洲羊毛同业会”成立于1938年，系由“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康德毛织株式会社”、“秋林股份有限公司”及“东蒙贸易株式会社”等五大公司联合出资统合而成的一家全面垄断东北羊毛的收购、配给及输入的特殊会社。日本通过这些垄断性的畜产公司，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畜产资源的掠夺。

牧草也成为日伪掠夺的目标。滨洲铁路沿线所产的牧草(主要是羊草)就曾经大量被日军征用。据“满铁”统计，由土尔赤哈(龙江)、小蒿子(泰康)、宋站、满沟(肇东)火车站，发出的羊草1932年为1．93万吨。此后逐年增加，到了1939年为2．52万吨。伪满在肇东成立了肇东羊草组合，以肇东县为中心，于满沟站(今肇东站)、宋站、尚家、姜家设四个分区，1940年征购羊草2．23万吨，1941年征购3．87万吨。

在日伪政权的畜产“统制”和“出菏”的殖民掠夺下，东北的畜牧业迅速衰退。从东北牲畜的数量来看，牛由“九一八”事变前的272.7万头减少为1943年的126.1万头；同期羊由580万只减为149.3万只；马由322匹减为174.3只[20] 。东北原来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出口基地，但到伪满末期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基本上停止了。东北牛的出口量，1937年为24435头，1940年仅剩100头；马骡驴的出口量，1937年为5998匹，而1943年仅剩161匹，同期羊的出口量也由132897只猛降为90只。与此同时，东北畜产加工品的出口也急遽下降。东北仔绵羊皮及仔山羊皮的输出量，1937年为204411张，1943年仅剩5张；绵羊皮及山羊皮的输出量，同期也由390123张猛降为11663张。东北绵羊毛的输出量1937年为2884574公斤，1940年急遽减少为398934公斤。正是由于东北畜牧业的衰退，导致东北由一个传统上的畜产品输出地区转化为畜产品输入地区。东北羊毛的输入量，1932年为309425斤，1934年增至617367斤。皮革及皮革制品的输入量，1931年为578939斤，1934年增至5140510斤。东北肉类及乳制品的输入量1937年为988477公斤，1940年猛增至3228299公斤。就连活畜也已经不能满足本地的需求，需要大量进口。东北牛的输入量，1938年为11644头，1943年已达22822头；马骡驴的输入量，1938年为9317匹，1940年增至18954匹；绵羊和山羊的输入量，1938年为4404只，1940年增至7397只[21] 。东北畜产品贸易的逆转，反映了东北畜牧业在日本的殖民掠夺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三、建国后东北草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建国后的东北地区出现了数次农垦高潮，直到现在仍在进行大规模农垦活动，东北草原退化乃至荒漠化仍然在不断恶化。建国以来，东北西部草原的消长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62年。这一期间主要是利用天然牧草资源，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草地为国家所有。东北三省推行开荒扩种，发展粮食生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草地面积逐渐缩小。对草原的利用也逐年增大，距村屯较近的草地多用于放牧。远处草地除水草丰盛的地方设有放牧点外，多用于割打贮草，但放牧与割草无明显界限。自由放牧无固定牧道，任家畜游走采食，没有雨天专用牧地，因此草地被家畜践踏破坏严重。据黑龙江省农业厅1962年对林甸、肇东、杜蒙、肇源、安达、富裕、泰来等七个县的调查，由于过度放牧和挖药材等原因，破坏草地达6万公顷，其中破坏严重的有3万公顷，影响了草地生产能力的发挥，牧草变矮、盖度下降，产草量在十年期间降低10—30％，优质草比例下降5—20％。尤其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向草原进军”的错误思想指寻下，大量的优良牧场转变为国营农场。其机械化农垦的规模之高、速度之快，使历史时期那种刀耕火种的农垦相形见拙。这一时期，在呼伦贝尔盟垦荒近20万公顷，在昭乌达盟垦荒近96万公顷。类似的大规模农垦同样见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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