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忽视灾情、延误救灾、应灾不力等恶果。现今虽有国家减灾委员会作为中央一级的协调部门，但仍未能有效整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灾害综合管理资源且各种归属关系较为混乱，这样不仅使得整个灾害管理体系容易失效，还会放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为增加灾害风险。

    为此，可从以下两方面对灾害管理体系进行改进。其一，制定地市———省区———国家三级灾害管理和灾害应急预案，明确预案的相关细节和程序。根据预案和实际操作的需要，尽快拟定并出台统一的适用于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防灾、应灾和救灾法，使各级各类救灾行为法治化，以此明晰各级各类救灾部门和个人的职责。其二，建立或健全中央级别的跨部门灾害管理的统筹协调机构或相关机制，完善综合灾害管理体系，在充分肯定和支持各种灾害相关部门防灾抗灾努力和行为的同时，及时通报、共享和分发实时灾情，指导具体救灾应急工作，协调各级部门救灾步伐，高效快速地拯救受灾的生命和财产，根本性地降低区域灾害的风险，提高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水平。www.QiQi8.CN   778论文在线

    3.3区域人口环境

区域人口环境的变化将极大影响着区域灾害风险，并日益成为其社会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地区人口剧增一方面可能进一步破环区域自然环境，导致孕灾环境的形成，进而增加灾害的危险程度;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还会直接增大社会易损程度，从而大大增加区域灾害的风险。影响区域灾害风险的人口环境一般由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质量等四大因素组成。

    人口数量的变化将影响到区域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定居的周围环境具有一定的生态承载力，如土地承载力等。当环境中每增加一个人，个体对其自然属性如生存等需求的满足则会加大自然环境资源的压力，同时个人对其社会属性如教育等需求的满足则会增大社会环境的成本，最终又回馈到对区域整体环境资源的索取。因此，对区域人口数量要实行控制，特别是自然环境极度脆弱、社会易损程度较高的地区。

    人口结构主要指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状况。

    根据早期的研究，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一般呈金字塔状分布，并可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三种。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结构均会增大灾害的整体易损程度，但对于整体灾害风险的影响则还需考虑社会教育水平、经济水平、防灾抗灾综合措施水平等因素。而成年型则是较为理想的人口结构，对于灾害风险的影响较小。

    人口分布则是指人口的整体聚集情况，它能集中反映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水平。人口高分布的地区即是社会、经济高度聚集的地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变的程度也较高，因此发生灾害的风险也较高，反之则一般较低。

    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口的整体与灾害相关的素质、意识形态、技能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这些本质上和前面所述的个体心理素质相一致，仅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4灾害风险管理成本的综合效益评价一般而言，成本和效益是衡量事情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重要指标，灾害风险管理的正确有效与否也要基于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换言之，高效的灾害风险管理不仅应有利于相应的灾害管理工作，而且其成本要与当地经济水平相符并产生事实上的减灾防灾效益。反之则说明风险管理体系仍需改进。当然，基于灾害风险的特殊性，其成本和效益并不对等，投入一定的成本并不能产生绝对相符的经济效益，而更多的则应考虑其伴生的社会效益，这才符合综合效益评价的原则并最终促进灾害风险管理的工作。

    4.1区域经济政策的引导

进行区域灾害风险相关的经济因素分析首要考虑的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极大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波及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的运转。

    经济政策的失误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偏差方面。地方政府在其任期内，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地方GDP，抬高自身政绩水平，往往采取盲目过度地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式，而没有考虑经济政策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特别是某些偏远山区自然环境较为脆弱的市县，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大肆进行森林资源采伐，陡坡开垦农田，毁林种植经济效益较好而生态效益较差的经济林，大量利用原生环境来换取旅游资源等超出区域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开发行为，这些短视的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掠夺性的经济发展意识将通过人为方式增加区域自然环境的危险性，促使环境恶化，利于孕灾条件的形成，进而增大灾害风险。其次，经济政策的失误也表现在部分经济指标设置不合理的方面。某些地区仍存在指令性的经济发展目标，部分指标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均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事实上，对于灾害高风险地区，不必采用对环境具有掠夺破坏性的经济开发行为，一些能维持生态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能促进地方的发展。当然，这类地区的政绩考察则应采用绿色GDP的评价指标。

    另外，可适当运用生态补偿机制，对附近受到本区生态效益影响而获利的企业和个人进行收益转移，使得生态平衡和社会进步得以持续有效地发展。史培军认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建立适应该区内各种自然灾害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利用格局与产业结构，则是从根本上降低灾害风险的长远之策［21］。

    以山区灾害为例，山区城镇灾害高风险区应施行有效的生态经济政策，以保护和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效益作为制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则，拒绝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有害落后产业的转移，放弃不利于生态平衡的本地工业的发展，立足自身自然环境的实际，核算自然生态承载力，发展有益于环境的其他产业，有条件的还可适当进行有限旅游资源开发，同时鼓励年轻劳力实行生态移民，开展区域或流域内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和管理，最终达到维持原有灾害风险或者从根本上降低风险的目的。

    4.2灾害风险管理成本效益分析

Rose等在研究地震灾害影响电力等生命线设施失效诱发区域经济损失时认为［22］，在一定假设条件下，通过增加社会因子并综合工程模拟与调查数据、且合理考虑个体行为与区域的弹性恢复能力、区域的防灾减灾效果和成本等，来进行整个灾害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分析，从中反映防御灾害对生命线工程破坏方面的有效性。同理，可通过对有效进行风险管理而投入的成本和相应效益产出进行分析，能较好衡量降低风险活动的有效性，进而评估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终更好地指导灾害管理的具体工作。

    当然，灾害风险管理所采用的投入—产出机制并不同于其他的商业经济活动的一般模式，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不能仅仅从日常经济效益分析的角度来判定灾害管理中减灾防灾等降低灾害风险的工程或项目的成效。因此其综合评价效益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还应包括长期获得的社会效益部分。事实上，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产生的社会效益上，而不是纯粹地以商业化思想来考虑灾害经济的效益问题。郑亚平认为，当今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往往对灾害综合管理总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极大忽视了社会效益和人文精神的理念［23］。

    具体而言，可以设定一定的假设条件，分P1、P2、P3等三种情况来进行灾害风险管理效益状况

    的综合评价(图1)。假定某一存在灾害风险的区域，以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程度为X轴、社会总财富为Y轴构造经济效益成本坐标系。其中F(x)为社会再生产函数;D(x)为灾害破环函数;R(x)为灾后重建函数。

    

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言，P1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费用减少了，但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在灾害综合管理框架内事实上提升了用于降低风险的软硬设施水平，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弥补了经济效益的降低，其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后果也是可以接受的。P2中经济效益明显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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