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有效果的，毕竟消费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也是谈网友对王石捐款的质疑，郎教授的观点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资本家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没有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同志学习，他们把挣到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是西方的企业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最初来自教会精神，即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近代以来则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使企业家对社会保有信托责任），说得简单点，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光看钱，也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化的还不够，或者说企业家的市场伦理精神还差得远呢？这是从右的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对国有企业收购的批评，认为那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企业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蛮，一点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连人家美国人也不敢这么干，否则市场就不会长治久安）。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如何回应呢？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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