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方面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另一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中庸》一方面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另一方面也说“忠恕违道不远”。这两方面不是矛盾的，“推己及人”把两者连接在一起。“推己及人”是道德实践的全过程，从“银律”开始，最后达到“金律”的理想境界。“银律”即“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要求人们讲良心，不做坏事，不加害于人，遵守道德的基本规范，如“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撒谎”等。“金律”即“忠道”，即“尽己为人”，这要求利他主义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从“恕道”到“忠道”是从“仁”的否定方面到肯定方面的过渡，这一过渡表现了“推己及人”的范围由近到远、由少到多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境界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也就是说，“金律”和“银律”不只是同一个道德律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而且是这一道德要求的高低两个层次，以及这一道德实践过程的高级和初级两个阶段。 3. 铜律 简单地说，“人施于己，反施于人”，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铜律”。与“金律”相比，“铜律”的表述式少了“欲”或“你要……”的内容。这是因为，“铜律”不是“推己及人”的论断，而是对他人行径的反应，它要求人们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行为来决定对待他人的行为。一些行动准则，如“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等等，都是“铜律”的具体主张。 “铜律”的依据是人我行为对等原则，而不是公正的原则。“公正”不等于“平等”和“对等”，公正的原则承认差等，要求区别对待。柏拉图把“公正”定义为“各人做适合于自己做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定义是“把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归诸他”。 这里的“适合”和“应该”是因人而异的。行为对等原则拉平了个人与个人、阶级与阶级、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差别，要求用对等的行为对付自己所遭遇的行为，以对等的行为效果偿还所受到的效果。一个富人付给一个穷人的也许只是他的财富的九牛一毛，但这个穷人要偿还给富人的也许是他毕生的劳动；这是不公平的，但却符合“铜律”。强者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伤害一个弱者，而这个弱者也许会用生命为代价来还击，目的是为了使对方遭受同等效果的伤害。 《论语》中没有“人施于己，反施于人”的句子，但却有一个与之相接近的概念，这就是“直”。历来把“直”作为“正直”或“公正”来解。朱熹对“以直报怨”的注释是；“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这未免把“直”抬举得太高了。从上下文来解读，孔子是针对“以德报怨”而提出“以直报怨”的。他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回答应该是以德报德；但如此就显示不出“报德”与“报怨”的区别了，孔子于是才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以直报怨”与“以怨报怨”其实没有实质性区别，都肯定了对等的报复。但“怨”在《论语》中是贬义词，“以怨报怨”是出于私怨的报复，而“以直报怨”是按照原则的报复，这就是行为对等的原则，即“直”。 如果把“直”解作“公而无私”或公正，那么，儿子举报父亲攘羊之过，大义灭亲应该是典型的“直”了；但孔子恰恰否认了这是“直”。相反，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子相互隐瞒彼此的过错，既有违于社会公正，也是亏欠于受害者的不道德行为。孔子为什么还称之为“直”呢？“直”在这里只能被合理地解释为行为对等。父子之间有恩有惠，一方隐瞒另一方的过错，符合行为对等原则。至于受害方向过错方讨还公道，那涉及到他们两人之间的行为对等，与父子关系无关。“直”在孔子的思想里不是一个德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天生的原则。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生”也可作“性”解；行为对等原则是普遍的人性，不知道这个原则的人是没有的，这真是自然赐予人类的恩惠啊！可惜的是，儒家没有看到孔子关于人性为直的思想，在“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中转圈子；只知道“金律”和“银律”，而忽视了“铜律”，未能把孔子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解读出来。 “铜律”不要求对人性的善恶作 出先验的预设，但要求对他人行为的好坏作出经验判断；并且，还要对自己对他人所作出的反应所引起的后果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如同下棋一样，每走一步，要考虑到以后几步甚至十几步的连锁反应。“铜律”不像“金律”和“银律”，其意义不是一句话所能概括的。“铜律”是关于利益和价值的博弈规则，而不是关于道德行为规则。“铜律”本身并没有对行为的善恶提出具体要求，但要求按照对等原则，对人我之间的相互行为进行博弈。不通过博弈的过程，你既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对待你，也不知道应该对待别人。 按照“铜律”进行博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罗尔斯引用的“囚徒的两难推理”。 设想两个人共同犯了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罪行，他们被警察当做嫌疑犯隔离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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