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仁尼琴作协会员资格而振臂高呼时，当老作家楚可夫斯基生前立下遗嘱将他的一部分财产留给索尔仁尼琴以支持他时，当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谏言道“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时，中国的全国上下却清一色地在声讨“胡风集团”，声讨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女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时，闻捷的儿女却毅然与父亲划清界限，顾准的妻子与顾准离婚，顾准的儿女逼顾准签字与之断绝关系；当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时，中国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大部分知识者，在“大跃进”时期都成了谎言制造商……真如鲁迅所言，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 　　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固守自己信仰的能力，使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了墙头草，随意识形态指令的风而摇摆。可以想象，如果体制对历次政治运动进行重新定性的话，绝大多数的运动受害者又会一改口径，大唱赞歌起来。──我真不愿意说出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我们若不找出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有哪些致命缺陷，并设法根除它的话，怯懦者还将在这个大地上横行。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惭？”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样地活下去！”(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著名台词)而索尔仁尼琴等人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哲学：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 　　尊严，尊严，它是俄罗斯作家的灵魂，也是人类良知的向度。我们该怎样理解在俄罗斯这个邻国的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呢？尽管他们的诸多境遇与我们比较接近，但我们依然为他们而感到困惑。这让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名著《俄罗斯思想》的开篇援引的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一句话：“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别尔嘉耶夫接着说：“为了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是的，东正教信仰为俄罗斯人所提供的勇气与希望，使他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辛的旅程。因着信，他们打了美好的仗；因着信，他们为人类挽回了尊严；也因着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我想，当我们也向宇宙宣告“我信”的时候，远离怯懦的折磨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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