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们能拒绝一些事物，接受一些事物。我想，德意志民族战后的滕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忏悔使他们从自责的缠绕中摆脱出来了，从而重新变得振奋；日本、中国相对来讲缺乏忏悔，虽也可创造经济奇迹，文化与精神界的英雄人物则难以诞生。 　　回到忏悔的立场上来吧。是忏悔，使先知以赛亚痛彻地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是忏悔，使伟大的使徒保罗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忏悔，使圣奥古斯丁说“我心就是我的仇敌”；是忏悔，使雅斯贝尔斯说“我们全都有责任”；是忏悔，使顾准对孙治方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奇怪的是，忏悔没有使这些人变成弱者，反而使他们从人类的有限性中站立了起来，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道德勇气。保罗·蒂利希说，人的生存勇气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经由敢于面对自己弱点的忏悔而产生的；抽离了忏悔，也就抽离了产生勇气的全部基础。当然，这里所说的勇气，不是指忍受肉身痛苦，忍受原子弹等外部威胁的勇气，它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在素质。美国当代哲学家罗洛·梅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所缺乏的是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所拥有的那种友好，温暖，切身的，独到的，以及建设性的勇气。”勇气的对面就是怯懦，它是我们的生存获得尊严的主要障碍。当一些危险以不法的方式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击它，这非常重要，它将显示一个人的心灵质量如何。尼采有句著名的格言说：“错误即怯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能认识真理的原因，不是由于没有读足够多的书，没有取得足够多的学位，而是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叔本华把面对事实说真话的勇气，看作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所必须的，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确信，有价值的确信，也跟我们的勇气有关。首先是要有忏悔的勇气，接着才有确信的勇气。忏悔是面对过去的，确信是面对未来的。确信的意思是，坚定地相信人生中有一些价值是值得我们为之生并为之去死的。那个叫约伯在受难中懊悔，叫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叫耶稣默默无声地上十字架，叫马丁·路德在黑暗的中世纪订出他的九十五条，叫犹太民族在劫难中坚韧不拔地活下来的，就是他们内心那牢不可破的确信，在坚定地支撑着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今日面临的主要的精神困境大概就是──无所信。每个人对于应信仰什么几乎都是含混不清，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的(这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欧洲的情形)，这样就会导致大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并推崇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价值，而低估了它们的危害。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没有正确的信仰，大家只好盲目地相信自己，不加分辨地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这种潮流成为一种时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为欲望的泛滥提供了非法的边界。如同海越过了它的边界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样，欲望越过了它的边界也将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现代人主动切断了与超越的精神信仰之间的联系，转而与泛滥的欲望结盟，是现代人的生存越来越表面化、非道德化的主要原因。 　　这一切的困境都可以概括为是信仰上的困境。人潜在的意识里都是有信仰的需要的，所以自古以来人就有崇拜的愿望，无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图腾，寺庙，教堂，以及各种复杂的崇拜仪式，历来是经久不衰的。──差别只在于是真信仰还是伪信仰。今天，越来越多心智敏感的知识者意识到，自己因与终极信仰，道德传统，精神价值之间割断了联系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信仰已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词。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精神疾病(空虚，焦虑，冷漠，自渎，绝望等)，原因多半在于自身价值的混乱及信仰核心的丧失。“个人的内在力量与完整程度取决于他自己对他的生活价值的信仰程度。”(罗洛·梅语)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人普遍丧失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和确信一种价值的能力，不管这种价值多么具有真理性，除了嘲讽和盲目的反叛外，现代人几乎不愿再作任何选择。以此相伴而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感到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了。 　　歌德曾经不无夸张地说：“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论从此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其本身都是辉煌灿烂，令人意气风发，硕果累累和繁荣兴旺的。反之，任何怀疑主义占上风的时代，哪怕它们可以以其表面的荣耀炫人眼目，却仍然会丧失其意义……”罗洛·梅说，从历史的观点上讲，歌德的话是准确的，“我们只需追忆一下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以赛亚时代，十三世纪的巴黎，文艺复兴，以及十七世纪，就能看到，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确信将该时代的创造性力量聚集了起来。”我们还可以再追忆一下俄罗斯民族。当叶甫图申科，加布佐夫，斯坚等七名作家为抗议苏联当局开除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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