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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 【字体: 】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4:06:33   点击数:[]    

面乃是导源于怯懦。怯懦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自我,面对现实,没有勇气在一种谎言的境遇中站出来说话。怯懦者宁愿失去良心,人格,尊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   怯懦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孟的精神礼教,庄子的无是非观,两次奴于异族的阴影,以及人生观上重实利轻思理的非信仰状态等,都曾经是奴性与怯懦生长的土壤。鲁迅虽然在二十年代说过,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怯懦在监狱外流传更广;更重要的是,长期来固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怎样的民族心理和精神个性。罗马帝国时期,真基督徒所受的酷刑并不比中国人少,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有的被火烧死,被扔于狮子的坑中,可是殉道者仍然前赴后继,永不止息。有一个叫伊格那丢的基督徒,因着在罗马皇帝面前传福音,而被下在监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罗马兵丁强迫他用手去拿火,用指头去拿油,放在两腿之间;还用烧红的钳,钳他的肉。最后他被扔在野兽坑里,让野兽吃掉了。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自知必死无疑,就写了一封信给士每拿教会的监督坡旅甲说:“我没有到罗马以先,要与野兽争战,被捆绑在残忍者中间。我待他好,他待我却更凶。一天过一天,我被打得越来越凶。何等的盼望,能遇到野兽的口,叫死亡速速临到我。在此我才起首学习不重视看得见的,也不重视看不见的,我只愿得着基督。我愿让整个身体变得肉碎骨折,让狮子、野兽吞噬的苦难临到我,使我认识并得着基督。”写头二世纪殉道者事迹的海娄尔说,当时每年除了正月初一外,每天杀害的信徒,总在五千人以上。因此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有些罗马兵杀了信徒以后,看见他们殉道时的荣耀情形,大受感动,也甘愿为这个信仰要求被杀。   与圣经信仰给人供备为义受苦的勇气不同的是,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则被鲁迅形容为神奇的毒针,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华盖集·马上支日记》)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实质:儒表法里。虽说中国是儒学大国,但统治者只不过是用儒来实行愚民政策,使之驯服地做奴隶,背后则实行法家的不择手段、钳制舆论的专制统治,无“仁”可言,“才行反者杀无赦”(荀况)。由酷刑,文字狱,株连九族等组成的高压统治,使民众大气也不敢出,使士人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再加上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使皇权垄断了一切,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因在皇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说话空间。中国的知识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不懂得玩弄权术,只凭着一股文人特有激情,天真,孤冷,是断难以为人为文的。我们去读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祸史,便很可以说明问题。这样,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的信仰责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的文人与思想者的视野之外,其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中国文人多半走仕途,原因大抵在此了。国家,民族,伦理道德这些中间价值(相对于西方的神,道,救恩这些终极价值而言)是实现中国文人理想的依据所在,他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也都在这个中间价值的层面上展开──一旦被体制与权势抛弃,他们就到文字中宣泄自己的全部失意。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的“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陶渊明的“不为三斗米折腰”等,都是仕途受挫之后的悲愤而已。就是素有“天问”精神,倍受推崇的屈原,他的《离骚》也不过是奴才的牢骚,尽管它“多芳菲凄恻之音”,“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且屈原还用自沉的悲壮方式来加强他的声音,可我们细究其内在实质,会发现屈原所喊出的也只是失宠,被排斥,遭主子遗弃之后的不满。屈原式的牢骚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道出与预言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不可一日无君主。“反右”、“文革”期间会有那么多人在违心的检讨中糟蹋自己的尊严,还上万言书,上三十万言书等,目的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体制中,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仕途有成的传统理想。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出狱后的心理就是这方面的很好注释。在他还没有回到北京时出现过一段精神分裂,他声称自己听到了空中传话说,邓副主席讲话了,五个人被开除了党籍,铐起来了,消息马上要见报;还说北京让他坐直升飞机走。二十年的牢狱生活,没有使他对体制绝望,他还梦想早日回到体制中,回到权势中。这样想来,“文革”结束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后,很快就忘记了“文革”的苦难,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回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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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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