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罗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与中国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们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实践它，是决难跨越的。拉吉舍夫显然接受了圣经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坚强的思想。 　　悔改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他能够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恶，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并最终可以把人从这种境遇中拯救出来。所以，西方有写忏悔录的传统，圣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等人都写过《忏悔录》，而且影响深远。只有活在忏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这些忏悔录的作者们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因着他们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使他们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圣奥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以为，只有站在精神巅峰上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真知灼见。他们的谦卑与自省是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以《忏悔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两件他终生为之痛苦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个乡村当教师的时候，体罚了一名学生，可这名学生的父亲事后当面向他质问此事时，他却予以否认；第二件是在二战期间，他由于担心会受到迫害，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 　　就这两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让一个大哲学家懊悔了一生，这对于一些善于遗忘和原谅自己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是很少承认自己有罪的，他们最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错误。有罪需要公义者的赦免，有错误则改正就可以了；有罪是指存在本质的污秽，有错误则指存在偶尔被一次过犯所胜──这两种认识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有罪但没有罪恶意识的民族，他们在受到伤害时的血性与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来顺受惯了，从来就没有追问过什么叫做正义，尊严，高贵，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忏悔录》的真正读者。比如，“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后，毛泽东面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批斗致死一样。“水门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一位国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风出狱后，对胡风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一句话，就把胡风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个空洞的组织身上，没有人去追问、承担个人该有的责任。这些细节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细节的本身，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可疑的心灵，中国式的心灵。每当我面对它们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和厌倦。 三 　　我们离那个忏悔的心灵到底还有多长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孤独的精神战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结尾所发出的呼喊至今不绝于响：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越追索鲁迅，越觉得郁达夫说的没错：“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据曾与鲁迅多有接触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回忆，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谈话中，“奴隶”一词是经常出现的。鲁迅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反奴性。这个使命至今并没有完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经过了这几十年的沉默与口是心非以后，根除奴性的工作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并且，中国人向来是有做戏天才的，也极容易角色错位：一个反腐败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坐上一个相应的官位之后，也不知不觉腐败起来；一个让谎言害苦了的人，当电视记者的话筒伸到他的跟前时，谎言也会从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像阿Q一样懦弱的人，一有机会也会变得穷凶极恶。又如鲁迅所言：“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鲁迅把话都说透了，说尽了，我读之真的有点绝望：六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奴性并没有稍稍改善，这些年来，反而在思想暴力之外，又多了一层经济暴力的奴役。人的价值与尊严无从出现，甚至连最后那点文人精神，那点知识者的羞涩也在丧失殆尽。当你看到那些有了点钱就露出幸福嘴脸的人，看到那些说经济发达了文化也会随之发达的人，看到那些哈着腰表忠心的人，你就知道中国不仅要反奴性，甚至还要继续反封建。奴性对着那些无知、蒙昧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经年累月的积习，而对一个有理性、有思想的知识者来说，造成这种深重的被奴役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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