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20世纪60年代，40％的美国人平均每周要去教堂做一

次礼拜，而英国的这一数据却只有15％，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西欧等地的教会一般都因为坚持其传统的观点，结果被日益

推到社会的边缘——想想上面提到的《邪教提要》；而美国的教会则通过使自己变得世

俗化，而始终保持着靠近社会的中心。第二，虽然很多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但那已经

不是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是去忏悔和寻求拯救了；而是去寻求对“美国的生活方式

”的集体认同。“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他们在

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他们的信仰中，为美国强调的睦邻、自助、个人

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23 



四、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正如传统社会

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

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

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显然，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其突出表现在：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

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想想传统基督教对工商

业赚钱盈利活动的贬斥和压制，就可以知道工商业者们为何那么欢迎加尔文教。“伴随

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

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

种责任。”24  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

段，”25  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

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分析了其他宗教。他

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

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

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

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

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内容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

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

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

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

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

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

···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

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

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

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

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

·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

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

‘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

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

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

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

’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

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

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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