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头，普通成员极少。反过来说，对方之所以愿意与其通婚，也是因为其社会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由表中可见，复彦房的士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低级的科举功名的获得者，一是捐纳人员（本表国学以下至议叙全为捐纳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们的亲家，也完全是这两类低级士绅。但他们之间同一身分者数量多较悬殊，则表明他们在结亲时并不要求绝对对等，两类人员间也没有明显的隔阂。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他们也远远达不到真正的门户相当。只有7.59％的士绅在娶妻时、7.09％的士绅在嫁女时能够如愿以偿，大部分则只能与平民通婚。从全房的范围来说，在婚入和出嫁的两种场合，董氏的亲家中绅士都只占1％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当地社区中士绅通婚的次数，在总数中是不足道的。复彦房的绅士人数该房是男性成员的9.08％（395/4349），其和亲家的差距也许反映了流坑绅士比例较高的特点（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垄断流域的竹木贸易后，大量捐纳职、监和资助子弟读书，形成了较大的商人和生、监群体，这方面深入的计量研究，将另文探讨），这也是他们会较多地与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平民可能较为富有，而不是下层的贫民。


注释：

　　[1]本文是流坑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师大历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进行，并得到了周銮书研究员、郑振满博士的指导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资助。本文计算和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曹树基博士和胡振鹏博士的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刘女士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见《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黄北山黄氏之成长与社会经济活动》，《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以下有关这个家族的情况，均据此文。
[3]梁洪生：《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流坑村“彰义堂”祭祀历史考察》；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俱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区建设实验──江右王门学者与流坑村》，1995年香港“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之组织与营运”学术讨论会论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杨神崇拜考述》；邵鸿：《明代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俱见《南昌大学学报》赣文化专号，1996年。
[4]刘翠溶上揭书中所研究的族谱，知道生年者为80-68％，卒年为40％左右，见该书第一章。又刘氏研究的北山黄氏族谱，生年详知的男子占97％，女子占72％；卒年详知者男子占56％，女子占43％，刘氏已认为“此谱对于成员的生命日期记载相当完整。”
[5][6][8][9]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
[7]董泰然：《家戒八条》，道光十九年（1839）《乐邑流坑董胤明公房谱》。
　　[10] 参注[2]书，第三章。
[11][14]董泰然：《家法八条》，道光十九年（1839）《乐邑流坑董胤明公房谱》。
[12]见《恩恩怨怨两相知──流坑婚俗古今谈》（打印稿）
[13] 万历十年(1582)《流坑董氏重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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