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调查所在保定的调查而益为明显。在所调查的1390农家地块中，4.84％的地块，每块不到一亩，57.09％的地块，每块有一亩到4.99亩，38.07％的地块，每块有五亩至五亩以上。自己经营土地的地主与富农的耕地地块，大块的占百分数较多，小块的占百分数较少，反之，中农与贫农，尤其是雇农，小块地段占百分数较高，而大块地占百分数较低。由1929至1930年之间，土地的变动很大，如耕地的售卖、押当、与农家的分产，穷苦农家把较大的地块都丧失了，所余者都是较小的地块。因为他们在农户中是占大多数，所以大块
地段日益减少，小块地段日益加多。在1930年，1390家中，有4.92％的地块，每块不足一亩，57.44％的地块，每块为4.99亩，37.64％为五亩及五亩以上。

每块耕地的平均面积，一般趋向，也在减少，在雇农之间，尤其显著。

保定耕地地块平均面积减少表(1390家1929—1930年)

年份经营地主地块平均面积指数富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中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贫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雇农地块平均面积指数
1929 10.63亩100 8.1亩1004.66亩1003.22亩1001.88亩100
1936 10.47亩98.57.99亩98.64.61亩98.93.21亩99.7 1.8亩95.7

不管农户所耕田亩减少不减少，而农田却在日趋分散。这种趋势是农业生产的障碍，并且使合理化的管理及土壤改良，均无从实现。所以这个趋势是使地质日益硗瘠与枯竭的主要因素。比较起来，每公顷棉花的平均生产量远不如埃及，烟草远不如苏联(U.S.S.R.)，玉蜀黍远不如意大利，大豆远不如加拿大，小麦远不如日本。在1928—1930年间，中国白米生产是平均每公顷18.9昆特(Quintal每昆特等于100克)，在同时期内，美国每公顷之平均生产量为22.7昆特，日本为35.9昆特，意大利为46.8昆特，西班牙为62.3昆特。

小农田天然排斥大量生产的发展、大量劳力的使用、资本的集中、多数牲畜的饲养与科学的应用。不久以前，由国联来华之意人特来贡尼教授曾对全国经济委员会作报告说：“在欧美各国，在同一区域内往往可以见到大规模的、中等的、小规模的农田企业。大规模与中等的农田，常雇用专家指导农事，以最完全的方法收最大的效果，小农耕法取效，颇称便利，以此之故，专门技术才能继续发展。此等事情，在中国并不难见，因为农家土地狭小，决不允许雇用技术专家”。

在零星片断，连供给一头驴或一只水牛还嫌不够的农田上，而要雇用一位专家，岂不是笑话!外国观察者，很了然于中国之专恃畜力经营农业之不适宜，印度人鲁易(M．N．Roy)曾用德语指出其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如下：

“农民之慢性的穷困，与难以相信的低劣的普遍生计，即是其结果。一般所谓中国农业的强度，就是用大量劳动力从极小的土地面积上获取极高度的效果，在如此不利的生产条件之下，全部的社会劳动，大多尽用于农业耕作”。

二 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

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因为在近代的经济影响之下，私人财产的发展，已有一世纪的行程。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

大约在350年以前，中国有耕地701400000亩。9.19％为兵士的屯田，由兵士自己耕作着，27.24％为各种官田，63.57％为庙田、族田及私田。当时的私田仅有全数50％。现在虽未有精确的统计，但私田的百分数一定大有增加。例如无锡的田产，在1931年分配如下：官田占0.48％，庙田占0.22％，族田占7．81％,私田则占91．47％。

中国兵士虽早已不从事农耕，但在本世纪之初， 尚有屯田7570000亩。后以承继、转租、典当及种种税务纠纷的关系，这些田地，渐渐转入私人之手。在这种情形之下，省政当局，乃宣布公卖这些田地，如湖北、湖南、浙江三省，曾出售此项田地，定价较低，每亩之价由七元至十元。但中国贫农决无此等购买能力。

另外在11世纪时，中国有学田之设。学田之收入，专为祭祀孔子及补助贫寒学子之用，近则完全移作教育基金。此等田地，存在于中国的多数地方。在江苏的灌云，学田占全耕地1.21％，济南学田占3.78％。云南学田之收入，占全省教育基金55％。近来江苏的学田有秘密出卖的，而四川竟公开出卖。此种情形，如同属于旧满洲兵士的旗田一样，政府也公然出卖。河北省的旗田佃户当不能交偿田租的时候，往往有弃田不耕的事情发生。

公田也在减少了。庙田在扬子江流域各省对土地关系曾有重大作用，现在多被有力僧人秘密的典当或出卖，或被地方军事当局公开拍卖了。在广东、广西、贵州、福建等省，族田很多，大都为少数人所独占，这些人实际已经变成大地主了。最近四川人民呈请省政府，禁止各地驻防军人没收或出卖族田。因为该省军人不但消灭族田，而且把属于行帮的田产都分裂了。

即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移民很有希望的诸省，大部官田也极迅速地变为私产。自1905至1929年，24年之间，黑龙江的95％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转入大地主之手，这土地有25％以下，都经开垦了。大地主同时多为军政长官。自1906至1910年之间，周孝义(Chow ShaoYi)为黑龙江省土地局长，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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