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第三，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在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缩小的情况下，以各种副业的收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的普遍现象。在种类各异的副业生产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家庭纺织业。无可讳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下，随着大量洋纱洋布的输入，华北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也处在不断的瓦解过程中，但自然经济顽强的抵御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家庭纺织业的解体在华北地区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家庭纺织业的收入仍是华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注：有关资料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除家庭纺织业外，养蚕、制铁、织席、制酒、造纸、榨油等家庭副业也程度不同地在华北各地农村存在，制草帽缏便是华北各地较普遍的一种，农民的收入也颇为可观。英文《中华年鉴》载："烟台于一八六二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当时，就发现了以麦草编成作草帽用的草缏，为山东北部中国人的一项非常特出的副业，因为这里栽种小麦，麦草产量丰富……这个副业在国外市场刺激下，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而且是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副业还推广到邻省直隶和山西，事实上凡是种小麦的地方都编织草缏。"（注：英文《中华年鉴》，China Year Book 1926年，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246页。）一则反映山西潞城县情况的材料更为具体："制造草帽缏，敝处本系妇女之业，男子为之者盖寡，不过东北乡百余村。而约计此百余村之妇女，亦只两万余人。巧者岁取十余两，拙者岁取数两，总计不下三十余万两。夫职此业之妇女，岂尝舍缝纫井臼而不操乎？第以缝纫井臼之余工，即能岁入如许之银，不为不多矣。"（注：《山西农务公牍》卷3，光绪二十九年。）可以断言，各类家庭副业生产收入是华北农民全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者将人口压力提高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认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黄宗智先生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模式也给国内学界以诸多启发。然而，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上。我以为，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生产力而言，上举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家庭副业各方面，都应视为发展才是。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进化，学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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