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在这里，琼斯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则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社会进步起否决作用。另见霍尔·约翰《权力和自由：西方兴起的原因和后果》（Power and Liberit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Lodon； Basil Black well 1985.））；然而，琼斯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过于强大，以致于对社会进步起否决作用。这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揭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集权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为提取足以维持统治的资源，必须保留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队伍。在此前提下，广大农村的稳定安全是第一要义，集权国家因而全然没有现时代的经济观念。"政府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另：萦林格（Solinger）的研究表明，明清官员十分担忧农业产量的不够，并觉得如果人人都去经商赚钱，就没有人愿留下来种田。参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商业》（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mial Press.P.273。）另一方面，由于维护集权国家统治所需要的资源数量超过传统农业的承受限度，"一般来说，在农业经济的条件下维持统治，周期性地损耗的社会经济资源"[9]，农业剩余总是十分有限的。当为了应付接踵而至的内外部挑战时，集权国家尝试更深地介入农村社会以便于从农业中提取更多剩余，促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受制于旧有的社会结构形式和行政控制能力的缺乏，这种努力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

　　对此题域的分析，应当着力于双重命题：其一，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中是否已然隐含了近代经济突破所必需的政府能力并不具备的实情；其二，王朝循环的历史逻辑在清代以何种制度形式凸显，而这些制度对中国其后的近代化尝试发生怎样的影响。前者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化遭遇的可能困难；后者表现得更为具体，它参与塑造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面相。

　　我们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需强调集权国家的资源集中方式。中国集权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注：中国社会的许多特殊性实际上可归于一点，即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拥有一个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官僚体系，我们将此称为国家的早熟现象。），与集权国家相伴随的是不成熟和组织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这些都决定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必须采取政治而非经济手段。这种情况从中国原始国家的产生伊始便是如此。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地主-佃户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旨在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并使之转化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文明形态。"[10]然而，这种统治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政治技术的产物，"其资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11]

　　传统农业可能积累的剩余资源是有限的，这与集权国家所要求的程度相去甚远，"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12]上述的因素设定了中国传统国家与乡村的一般关系和王朝循环的普遍逻辑。由于可用资源的缺乏，传统中国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程度，根本不能同现代意义的集权国家相比，"虽然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制，但是它充分允许了地方社区的自主性。"[13]魏特夫在强调东方国家的集权特征的同时，运用普遍性的行政递减原则，认为中国集权国家的管理程度已经超过了效益的最高值，只能实现所谓的"部分管理"[14-p105-110]。集权国家政权的触角只伸及县一级，以此来减少中央政府的行政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资源压力。这样，传统中国就形成了集权国家及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乡村社会的相对自治共存的局面，国家依靠官僚队伍同广大的乡村社会打交道。

　　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的这种形构对中国历史展示的王朝循环的特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自始至终面临着可用资源不足的窘境，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国家不可能开辟集中资源的新途径，只能完全依靠农业剩余。因此"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15]而政府一旦尝试扩大自身的能力，以改善资源不足的局面，就会遇上两个巨大的障碍：首先，在儒家正统的统治意识支配下，国家应当崇尚轻徭薄赋，不该过分地触动乡村社会原有的自在结构，这是政权合法性在民间获得意识形态上支持的必要前提；其次，中国集权国家的早熟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国家机构的规模，致使有效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与行政技术的粗疏性之间存在极大的落差，试图改进行政的技术能力以获取更多资源，官僚机构的扩张，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支持，这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矛盾。因此，任何王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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