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其基层权力结构有两大历史性的变革值得注意：一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而引发的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变；二是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的转型，国家政权力图加深和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1905年废科举对清末民初官僚政治结构和士绅群体的影响。事实上，因废科举而产生的社会震荡，至少在其后近半个世纪中，仍能明显而深切地感觉到。它不仅摇撼了清王朝上层政治体制，也波及和辐射到民国时期的底层乡村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绅士居于乡间。 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养成都以农村为中心。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主体，也是乡村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和调节者。那些少数到城市为官的绅士，也会在适当时候告老还乡，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信息、资金等资源向乡村社会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它整个城乡社会智力资源处于一种循环不息的流动之中。但是这一格局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自科举废止后，传统文人士绅继替常轨中断，而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土豪恶霸虽然窃取了部分乡村权势资源，但他们并不具备传统文人士绅所具有的个人魅力权威和法理权威。他们所赖以主宰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只是强制性的暴力或财力。在这种情形下，当国家政权向下扩张的时候，正给予他们以僭取法理权威的大好机会。
国家权力企图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最早始于清末新政 。但国家政权真正深入乡村社会，却是国民党执政以后的三四十年代。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内部面临着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控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对国民党而言，一个消极无为和软弱乏力的基层政权是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的。特别是在几次“剿共”战事失利生，蒋介石认识到，要对付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必须强化地方基层政权。

国民党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意味着基层官僚队伍的巨大膨胀和基层政权组织成本的急剧上升。据40年代国民党中央的估计，全国县以下基层干部至少在千万以上。上千万基层干部从何而来？在科举制度废除二三十年之后，旧式文人绅士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青年大批涌向城市，广大农村成为土豪恶霸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撇开乡村边缘恶势力，通过严密、高效的现代政党组织和严格的意识形态塑造，在农村基层民众中，培植一个认奉三民主义并富有能力和献身精神的新的精英阶层，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乡村精英与民众一体化的良性互动结构，来实现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整合。这对一个现代动员型政党而言，按理并非没有可能，然而事实证明，国民党没能做到这一点。在战前，国民党党员不仅人数有限，而且集中在城市和上层，农村党员如凤毛麟角；到40年代，国民党组织规模虽然有所壮大，党的组织也向基层社会有所深入，但从总体而言，国民党不基层党组织建设比其基层政权建设远为滞后，前者始终是后者的附庸和寄生体。国民党不是培养和派遣合格的党员去充当基层干部，而是不加甄别地将不合格的基层干部和土豪劣绅吸收为党员。同样，40年代各省大批培训和考试基层行政人员，其结果，亦不过为乡村土劣势力增加一层护符而已。

对国民党政权而言，土豪劣绅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和对国家权力的侵夺，无疑有碍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乡村财税资源的汲取，为此，蒋介石在30年代初一度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河南、湖北、江苏等省也先后动真惩处了少数恃势怙豪的土豪劣绅，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无力派遣一支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深入乡村，充实基层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基层统治秩序，抽取乡村人力和财税资源，国民党仍不得不借重和仰仗土豪劣绅势力，以遂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汲取和控制。土豪劣绅以国民党政权所赋予的区乡保长等职位为工具，以国民党政权所兴办的各种“新政”为借口，以国民党政权动员和抽取乡村人力物力资源为契机，充分发挥他们掠夺性和压榨性的一面。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愈深入，土豪劣绅僭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愈多，队伍愈庞大，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强烈。国民党唯有听任那些土豪劣绅势力恣意分掠地方社会的权力和资源，而无法加以控制和驾驭，以至于出现县政府对之“防不胜防，撤不胜撤”的无法收拾的严重失序状态。农民赋税负担日益苛重，政府权威失坠，社会动荡混乱。正是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最终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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