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的地步，随便打骂、乱抄家、乱没收，还有斗争、游街、做检查等办法。据统计，某公社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的大小队干部有187人，占干部总数的38．49％。他们吊打253人，绑7工人，罚跪82人，抄家880户，扣口粮612户、2 412斤，逼死人命案3起。例如，为了要办食堂，不准社员私人烧菜，规定白天社员家烟囱冒烟罚3元，夜里冒烟罚5元。又有到社员家抄家，将黄豆、风鸡也拿走，小队干部拿到后大吃大喝，吃剩2只鸡腿送给大队书记，吃后也就不响了。还有打人后，罚立在冰冻的水缸中半小时，以致残废。又有停止口粮、饿死人的情况等等。

而有的干部天天老酒，顿顿吃荤。某公社书记一次烧5斤甲鱼，就用了3斤白糖。1959年中秋节，规定社员一人二只月饼，而个别干部一下子就吃掉40只。群众说，“比地主的吃相还凶三分”。又说，“公社干部调来吃，大队干部当场吃，小队干部私下吃，社员没法偷来吃”。还有贪污挪用、超支多分，甚至腐化堕落、强占人妻的。有的人和6个妇女有腐化关系，还有地主、富农的老婆。个别大队干部和某女人腐化前，叫其丈夫开夜工，群众称大队办公室为“妓院”。

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93 500万斤，比1958年增长48.2％，每人平均粮食有2 028斤。上面征购31 148万斤，比1958年增加2 348万斤，全县实际入库粮食3l 684万斤，超额完成536万斤。口粮，全年安排22 664万斤，占总产量的35.5％，每人平均粮食521.7斤。全县农副业加社办工业的总产值工5 888．5万元，比1958年增长56％。这些数字不知有多少水分，姑且听之。又有社员每人平均收入101.24元。比1958年增长工6.2％，其中大队分配每人80.28元，小队分配每人4.35元，社员家庭副业纯收入每人平均16.61元。1959年全县共有食堂4 527个，参加公共食堂的总共有136512户，占总户数的94.5％。
四

60年代，中央提倡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求主要领导下去做典型调查，后来起草《农村六十条》，解决了当时暴露的一些弊病，如公社规模过大、强迫吃食堂、分配平均主义等。 1960年2月，吴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树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并且准备开展排队摸底和重点批判。1960年8月，震泽公社开展运动，揭发公社干部大量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有社员不参加白天会议，一律以旷工处理，照扣口粮。甚至在坏分子把持领导的地区，吊打、绑捆、抄家、罚工、罚款现象严重。还有重犯一平二调错误，乱搞协作，擅自动用、挪用国家和企事业流动资金。如送上海人木器家具，换车床、电动机。还有贪污、盗窃、投机等行为。如建筑社负责人、酒厂厂长等先后贪污3千多元。还有铺张浪费等。如未经批准，擅自盖造大礼堂，花去人民币9千多元；年初三请大队干部吃饭，大摆酒席15桌，杀猪一只。整个运动过程中，领导带头下水，大鸣大放，边整边改。

1960年10月，吴江关于农村“三反”运动试点工作报告，从肯定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基本事实出发，经过上压下挤，左右夹攻，比较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多占、特权自私、铺张浪费等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例如，犯有强迫命令行为的干部有1 145名，占参加“三反”干部总数的27．51％。又例如，有人私设监狱，“关禁闭”，被关的人白天劳动，晚上冬天受冻，夏天蚊子咬。贪污也很严重。又例如，两个公社参加“三反”的干部654名，有贪污行为的占15．7％，一共贪污48 442元，每人平均74元。还有人在结婚时，强迫别人送礼，甚至指定送被头、帐子、热水瓶等。谁不送，就扣供应的大米，不派工作。群众说此人是新恶霸，“吃荡饭”。还有乱搞协作的现象。有人看到上级乱搞协作，自己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严重的是有的地方，三个坏分子，副支书、正副大队长，他们变成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封建阶级恶霸”，人民迫切地要求“第二次解放”。

1960年12月，吴江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1961年5月贯彻六十条(草案)，农村情况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算账退赔，部分兑现。坚持耕牛、农具、土地、劳力都固定在生产队使用，不能乱调动。老农民说，过去最讨厌的就是乱搞支援，两头不讨好，乱轰轰的。自己的生产也不主动安排，有心拖拉，大家不求上进。又坚持三包，兑现增产粮。基本口粮也是以人定量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按劳分配的部分占口粮的15％一30％。政策不再是像黄梅天里的天，一天变几变。生产求实际，不求表面，不像过去施肥等只求“路头路脑好看，饱的饱煞，饿的饿煞”。经营管理上是严格要求，不再是“到年终要照顾，拉拉平”。生产逐步恢复，大家说是愈来愈像样子了。群众生活也安定下来，“过去是今朝勿知明朝，日脚得过且过，吃光卖光算数”。干部作风也改善了。过去的三大法宝是“批评、斗争、戴帽子”，现在是“商量、讲理、做样子”，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冷冷淡淡，而是热络起来了。

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大队副业往往管理不善，亏本。在粮食缓和的情况下，对于增加现金收入、增加副食品的压力加大了。群众对养鱼、养蚕亏本的情况反映较大。他们说，“副业搞穷了农业，又拖了农业的后脚”。

在1959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1960年的“新三反”运动中，不适当地批判和斗争了一些干部和群众。例如，某大队有被批判斗争和清洗撤职落选的干部24人，群众12人。对其中有些人的处理是不对的，甚为气愤。当时对他们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对粮食和市场供应有意见，就戴上“对共产党不满”的帽子；对虚报产量、平调风有意见，就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对出卖农具，不出售鸡鸭的，就戴上“破坏生产”的帽子；对发展自留地的，就戴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结果，许多人心情不舒畅，不敢讲话。个别人已经写信给公社和县里，要求平反，恢复工作。当时的大背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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