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家庭动用种种方法来解决经济困境。一份调查资料显示，积蓄是最主要的解决方法，53.5％的家庭至少有一些积蓄可以依赖；其次是负债，50％以上家庭延迟向房东支付，26％从银行、贷款公司或朋友、亲戚处借钱，19％从杂货商赊欠(44)。20世纪30年代生存是第一需要，成功的家庭主妇是那些能够“量入为出”的人。埃莉诺·罗斯福总结了这些妇女的日常生活：“它意味着无尽的小资金，对于那些完全可能击溃家庭预算的意外事件或疾病等诸如此类灾祸的无穷的焦虑。”(45) 大萧条期间，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地域的妇女有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其中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与农村妇女的生活具有典型性，她们在危机期间不仅支撑家庭渡过危机，而且为整个国家最终摆脱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一）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生活
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收入，他们在大萧条期间很少挨饿或无家可归，但财富与地位的巨大落差使他们生活在忧虑和期望无法实现的失落状态中，经历了更多的精神痛苦与磨难。出身中产阶级的戴安娜·莫根在多年后回忆起大萧条对她家庭的影响时依然心有余悸。她在大三那年回家过圣诞节时发现家里的电话居然被切断，震惊万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依然不能习惯这些事实：“我们不再有厨师，不再有清洁女工。我看到床下有灰尘，而之前从来不曾有这种情况。我知道窗帘不再像过去那样干净。东西开始变得有点破旧……”(46) 家庭的经济困境使生活突然变得粗粝艰辛，平时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承认“不习惯的贫困考验着灵魂和身体”(47)。
与20世纪20年代许多家庭主妇用现金购买商品与服务不同的是，大萧条期间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千方百计减少家庭开支和孩子的数量。出于节俭需要，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家务，精心计划膳食，不得不明智地消费。为节约金钱，妇女们学习安装电动机，油漆用过的家具。荒废多年的家庭手工被重新捡起，她们缝缝补补，改制衣服，把破床单从中间剪开，再把外侧的缝在一起，把成人的衣服改制成小孩衣服，减少了家庭对商品经济的依赖。家庭主妇也自己动手在园中种植蔬菜并装罐贮存，把剩下的一点点食物留作下顿饭吃。如果他们负担不起一套大的公寓，则搬到较小的公寓。
大萧条时期家庭主妇由于事事亲力亲为，家务劳动压力普遍增大。食品支出是家庭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传统上最耗费妇女时间的家庭杂务之一，主妇们竭尽所能，充分利用价格优势和烹饪技巧，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努力削减家庭支出。由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农产品价格下降，一个精明的主妇能用5美元一周支撑一个6口之家：一夸脱牛奶10美分，一条面包7美分，一磅黄油23美分，两磅汉堡包25美分。另外，营养但廉价的膳食烹饪法也是削减食品费用的另外一个途径，妇女之间相互分享食谱，例如有这样一道名为绿色西红柿肉馅的食谱：主料是西红柿与苹果，碾碎后混合黄油、白糖、桂皮、丁香、葡萄干以及酸苹果汁，煮两个小时，既廉价又美味营养(48)。
除了精打细算度日之外，家庭主妇们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有些家庭主妇开始从事兼职工作，如洗衣、接收搭伙者或制衣，甚至开设小型的家庭商业——如出售烘烤食品或衣服，传统的家庭工厂重新出现。密歇根大学有关伯顿家庭的个案研究在大萧条时期的中产阶级中具有代表性。伯顿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批发商，他在大萧条期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只得从事销售工作，年收入从10,000美元下降到3,000美元。伯顿先生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社交纽带，并因工资降低而变得沮丧不安。相反，曾经是传统家庭主妇的伯顿太太为弥补家庭的经济需求，通过提供食宿赚得了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她保持了健康、抱负和活力，为自己的家庭做所有的家务，照顾着有8个学生的房间，同时洗衣和熨烫……她放弃了原来的活动，完全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家庭中。”以分析家的话说，她成为“家庭的女英雄”(49)。
与此同时，由于丈夫失业或工资削减，大量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出于家庭经济需求也走出家门从事有酬工作，成为家庭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者。1932年对652名商业和专业阶级妇女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其中438名（67％）妇女就业的原因是“经济需要”，其他的理由还有教育孩子、支付房租、支付疾病和大学债务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其中320名妇女（49％）是因丈夫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日常支出而工作（参见表3）(50)。由于已婚妇女（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出于家庭经济需求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从1930年的11.7％上升到1940年的15.3％，其在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也从1930年的28.9％上升到1940年的35.5％（参见表4）(51)。
表3：652名从事有酬职业家庭主妇的丈夫的收入（1932年）
收入(美元) 丈夫数量 分配百分比 失业 128 19.6 1,000以下 41 6.3 1,000—1,999 166 25.5 2,000—2,999 138 21.2 3,000—3,999 57 8.7 4,000—4,999 19 2.9 5,000—5,999 9 1.4 6,000—6,999 2 0.3 7,000与以上 8 1.2 未知 84 12.9 总共 652 100.0 |
表4：1910—1940年已婚妇女就业比例变化状况
年 有酬工作百分比 提高的比例 女性劳动力百分比 提高的比例 1910 10.7 24.7 1920 9.0 -15.9 23.0 -6.7 1930 11.7 +30.0 28.9 +25.7 1940 15.3 +30.8 35.5 +22.8 |
“抵御灾难的第一道防线是亲属关系”，经济困境也使大萧条时期的家族关系网扩张到了极点。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哈特福德和纽黑文两个社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每个社区中，15％的失业家庭除了丈夫、妻子和孩子外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亲戚。“整个家族联合成一种大家庭，因此一份租金就足够，而不是两份。各种程度的亲戚围绕着一份收入就像苍蝇围绕着蜂蜜——有工作和收入的任何人会发现自己淹没在求助的呼吁或不付费的请求中。”(52) 当然，外来者并不完全是依赖者，有些也是雇佣劳动者，某些年长的亲戚也往往有小财产或收入可以补充家庭收入。此外，还有许多家庭由于被房东逐出，只好两三家挤在一起，忍受着家庭拥挤和丧失隐私这些感情上的折磨。
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同时，中产阶级妇女还想方设法维持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尽管在大萧条期间许多家庭收入仅敷支出，但由于较低的生活费用和消费率的下降，他们往往通过分期付款购买等方式努力维持相对高的生活水平，把在繁荣时代已经习惯的生活标准和价值观维持下来。统计数据显示，1930年1月，美国人有25亿美元的分期付款债务，据《女士家庭杂志》报道，这些债务没有拖欠。约500个公司在那个时候对分期付款购买提供财政支持，只有5家未能从危机中幸存。在每100个账单中，只有1个拖欠。尽管耐用品消费在20世纪30年代初急剧下降，但到1936年有价值约60亿的汽车、收音机和其他物品通过分期付款形式被购买，比1929年增加20％。1938年《女士家庭杂志》所做的一个调查揭示，尽管只有54％回答调查问卷的读者赞成分期付款购买，而实际上70％的人承认已实行分期付款购买，88％使用分期付款的人觉得这种方式为家庭提供了所需物品(53)。
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生活理念在对汽车的态度上最为显著。中产阶级家庭把汽车视为地位和发展的一个象征：“汽车的拥有代表他们对‘美国梦’的一大分享；他们坚持拥有它就像他们维持自尊一样，1935年看到一个家庭驾车去救济委员处排队等待4至5美元1周的食品施舍也是很正常的事。”尽管1929年和1930年购买新车几乎减半，但1929年到1933年期间汽油销售的费用只下降了4％，汽车的登记数量1933年比1929年水平只下降10％，到1935年时也只比1929年低约2％，而比1928年高4％以上。在米德尔敦，每1,000人口中汽车登记数量从1925年的173辆增加到1929年的192辆，1930年下降到179辆，1935年上升到215辆。1937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所做的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出售的汽车数量与出售的汽油数量相比较的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参见表5）(54)。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家庭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汽车消费，收入在900至1,200美元的家庭，把收入的5％至6％用于交通，相比在1917至1919年为1％或2％；那些收入在1,200至2,000美元的家庭，把收入的6％到9％用于交通，相比之下在较早时期类似收入水平的家庭为2％或3％。在收入5,000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中汽车拥有很普及，但即使较低收入家庭中汽车也相当普遍。被研究的所有社区中收入低至750至1,000美元的1／5白人非救济家庭，在1935至1936年间拥有汽车。1,000至5,000美元收入水平的家庭中，拥有汽车的家庭的比例稳定增长。例如，在1,250至1,500美元收入水平的家庭中，40％到75％拥有汽车(55)。
表5：出售的轿车和汽油，1929—1936年（1929＝100）
年 汽车 汽油(加仑) 1929 100 100 1930 62 101 1931 42 104 1932 30 100 1933 30 100 1934 39 104 1935 60 113 1936 69 112 |
（二）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20世纪30年代有1／5的美国家庭生活在农场中，大萧条和天灾加深了她们的苦难。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大大落后于城市，电气化程度较低，自来水、电力设施也不普及。1935年农村电气化计划之前，只有1／10的美国农场实现了电气化，到1941年也只有4／10的农场通电(56)。1935年680万个农场中600万个以上没有电，密苏里只有20％的农场有带有排水设备的厨房洗涤槽，肯塔基只有7％的农场有室内浴室(57)。全国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58)。农村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状态中，生活条件比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要艰苦得多。
大萧条加剧了农村家庭的困境。许多农村家庭由于不能赎回被抵押的农场而破产，农产品价格低于成本价，农民只好大量毁掉农产品。此时天灾也频繁发生，使农村家庭生活更加黯淡艰辛。干旱贯穿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庄稼枯萎，牲畜死亡。长期的干旱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沙尘暴频繁发生，大平原地区的农村经常漫天尘灰。“疏松的土壤旋转成像龙卷风一样的沙尘暴袭击了大平原上的城镇，把白天变成黑夜，把居民包裹在泥土、烟灰和尘土中。”(59) 家庭主妇们用上了油的衣服塞在门下与窗格里，但是到处一片狼藉。安·玛丽亚·罗保留了1927年到1937年的日记，记载了被干旱和大萧条破坏的美国农业的荒芜以及农场中妇女的艰苦工作。罗在1934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上周末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沙尘暴。……这个春天的很多日子里空气中充满不断涌来的尘土，绵延数百里，尘土无孔不入。……上周末由于害怕损坏汽车没有人驾车外出。”(60) 大萧条、干旱和沙尘暴使农村妇女觉得沮丧和无助，生活更加困苦。
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玛格丽特·哈古德旅行了整个东南部，采访了大量佃户农民的妻子，其经典之作《南方母亲》详细描述了此时白人佃户妇女的生活。农村妇女生活在低收入与贫困中，照顾庞大的家庭、干农活、农场工作以及家务。她们主要依赖棉花、烟草之类的农产品换取现金，生活被极高出生率、贫穷和家里田里没完没了的辛劳以及家长制所笼罩。南方农场妇女要负责所有的家庭杂务，她们在柴火炉上烹饪，用脚踏缝纫机做大部分的家庭衣服。洗衣是最繁重的家务，丈夫的肮脏的工装裤与婴儿尿布要费大量的精力才能洗干净。她们还是处于前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模式中，“做饭‘又回到了最原始’的烧木材的炉子上，从井里提水，长时间在田间劳作，让男人‘理财’，总是不停地生孩子并焦虑地关注她们女儿的性贞洁”(61)。哈古德指出，南方农村妇女的生育率非常高，每个已婚妇女平均成活生育6.4个，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生育率2.19(62)。农村妇女一般在邻居年长妇女的帮助下在家中生育孩子。过多的生育不仅损害了她们的健康，而且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南方妇女普遍愿意控制生育。除了繁重的家务与生养孩子，农村妇女还必须做农活，她们在农场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
卡罗琳·A. 亨德森太太的生活是大萧条时期农场妇女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她和丈夫生活在俄克拉荷马的农场，他们的生活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生活类似，生活取决于天气、铁路以及世界市场的价格。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陷入慢性萧条中，大萧条和天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她向朋友描述了她在最困难时期的生活状况：衣衫褴褛，尽力与无孔不入的沙尘作斗争。俄克拉荷马农场的生活艰苦又寂寞，但天灾人祸并没有使他们绝望，亨德森太太对将来还是充满信心，她感谢新政部门对她的建设性帮助，并为她家乡大多数人自力更生而没有依赖政府的救济而自豪。俄亥俄流域的洪水与大平原的沙尘暴危害了千万人的生活，但与亨德森太太一样的农场的妻子们在大萧条的困难时期保持了令人振奋的状态，她们坚信人定胜天，与丈夫并肩在地里劳动，同时照顾团结家庭。
大萧条也影响了农村年轻女孩的生活。一战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孩离开农场到镇上上学，但很多女孩子由于家庭负担加重，或对学校失去兴趣无法继续学业，一般14或15岁就离开学校回家或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使许多农村女孩子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不得不回到农村。农村寂寞黯淡的生活使女孩们普遍向往婚姻，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20世纪30年代农村女孩普遍婚龄较低，甚至在十七八岁就结婚。诺拉·米勒描述了这样一对夫妇，年轻时本来想从事商业但由于大萧条不得不回农村结婚，但他们并不满意在农场的生活，常常梦想他们有可能会从事的职业，惋惜悲叹。大萧条断送了许多农村女孩进军城市的梦想，给她们的农村生活蒙上了阴影。
总之，20世纪30年代期间无论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生活状况都普遍恶化，但家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此时美国人更关心工作与家庭，20世纪30年代离婚率下降，家庭变得更加稳固。社会对家庭与婚姻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高，1930年洛杉矶开了第一家婚姻诊所，1936年纽约州召开了婚姻与家庭的会议，1938年召开了关于家庭关系的全国会议。大萧条也导致“父母教育全国委员会”改名为“家庭生活促进协会”，《生育节制评论》把其重点从优生转移到“婚姻与家庭保护”。盖洛甫民意测验证明，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大多数已婚妇女仍然把操持家务看成是她们的主要责任，它在社会结构中又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家庭成为对付大萧条的堡垒和个人寄托感情的处所。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家庭对大萧条的反应时惊讶地发现，经济上的逆境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毁灭了家庭，相反，它把家人们连接成一个更亲密的整体，“自从美国的小木屋时代以来，更多的家庭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了解它的家庭成员”(63)。20世纪30年代的媒体也宣布看到了困难中出现的光明，“许多失去汽车的家庭发现了灵魂”(64)。
四、大萧条对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地位与角色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妇女是家庭的灵魂，她们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在家庭的生存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艰苦的处境下，妇女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中充分发挥了她们的作用，在油盐酱醋米中为整个国家摆脱危机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许多女性出于家庭经济需求而从事有酬劳动，甚至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许多家庭得以因此维持下来。在很多失业男性消沉、厌世的悲观情况下，女性却在生活中显示了信心和勇气。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勉励全国女性，指出女性“要有伟大的精神，她应该把这个时候看作是她可以贡献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于生命认识的准确或错误可以令全家的生活快乐，也可以令全家的生活痛苦，一切都操在她的掌握之中”(65)。
严重的经济困难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功能和关系，引起男女两性在家庭中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中，男性是家庭的“养家糊口者”，女性扮演辅助者的角色，这种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女性在经济危机期间遭受的打击要比男性少。由于男性的地位和利益与他支撑家庭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大萧条使男性作为养家糊口者的角色比妇女作为家务管理者的角色更迅速和直接地受到影响。“当男性失业，他就失去了作为其家庭养家糊口者的身份和男性角色。但是国家中没有一个家庭主妇失业；事实上，当她们的丈夫失业时，家庭中她们角色的重要性增加。通过以她们自己的劳动力取代以前购买的物品，家庭主妇能在失业或工资削减期间延续家庭的预算。”(66) 失业的男性心烦意乱地到处求职，沮丧消沉，妇女则成为家庭稳定的中心。“各种各样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在压力下面，妇女们显得有远见而且坚强有力，而男人则陷入到小气和自怨自艾之中。”(67)
男性的失业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变迁影响最为显著。专家指出，男性长期没有收入会在家庭内部造成一种“不寻常的消沉气氛”，导致他们的自责和自我怀疑，使其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陷入混乱(68)。男性很少能成功地适应因为失业而导致的权力和威望的改变，1931年哥伦比亚特区福利部门的一位官员指出：“失去工作所带来的落魄、彻底的恐惧与恐慌、丧失与痛苦腐蚀着男性的灵魂。”(69)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者内森·阿克曼在研究宾夕法尼亚煤矿的失业情况时也指出，男性不愿告诉妻子自己被解雇，因为有些妻子“通过控制自己的性欲，通过贬低和弱化男人，削弱他们的父亲权威和转向长子来惩罚男人不能谋生”(70)。失业的男人是毫无价值的，他本人与家庭都这样认为，失业的男性怀有深切的羞耻感与挫败感，有些离家出走不见踪影，有些成了酒鬼，还有一些人自杀。
失业不仅给男性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也使一些男性与女性的传统角色产生错位，社会学家称之为“角色倒错”，使很多男性难以接受。当男性突然发现他们整日围绕家庭转时，心情烦躁，甚至认为妻子与孩子们在看他的笑话。路易斯·亚当密克的一份研究发现，这样的家庭杂务引起失业男性深深的抵触与痛苦：“他有的是时间，早上妻子上班前叮嘱他要整理床铺，孩子们看着他的新角色，有时要嘲笑他。我偶然遇见一个男人，有一天在整理床铺时，被他的儿子激怒，差点杀了孩子。”大多数研究强调这种角色的颠倒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所愿，许多妇女发现丈夫并非是称职的家庭主妇，造成许多矛盾冲突，使妇女在丈夫失业后不想出去工作。因为“当他有工作，疲惫地回到家，她正在等他，他们有融洽的交谈，但反之就不一样了”(71)。性别角色的错位在大萧条时期对男女两性都是一种考验和煎熬。
在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于失业而下降的同时，许多家庭主妇由于丈夫失业或工资削减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承担起家庭的主要经济责任，其家庭地位也不断上升。社会学家C.怀特·贝克指出经济下降阶段中家庭调整的一般化模式：第一个阶段是男性最初的失业。第二个阶段，他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妇女在这个阶段试图获得有酬工作，妻子仍然负责家务，但她承担了更多的管理责任和作出更多的经济贡献；丈夫由于未能找到工作而意气消沉，把家庭中大多数的决定留给妻子做。在第三个阶段，贝克称之为“瓦解”，妻子明确地接管了管理和计划责任，丈夫维持了名义上作为家长的位置，如果混乱持续一段时间，作为整体的家庭就会被毁灭(72)。拉帕克一家在大萧条时的经历体现了这种模式。拉帕克先生在失业前是“赚面包的人”，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由他决定，包括日常开销和娱乐活动等。但失业改变了这一切。失业使家庭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拉帕克先生无力解决，拉帕克太太不得已站出来，为家庭生计而奔走，家庭的变化也随之开始。先是工作角色的转换，拉帕克先生留在家中做家务，拉帕克太太则到教堂或其他地方为一家人争取救济物资，拉帕克先生在家中的权威大为下降，在妻子和孩子们眼中，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说一不二的丈夫和父亲。虽然他后来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昔日的权威却难以恢复。随着儿子们长大成人、找到工作，拉帕克先生的地位更低。由于儿子有了工作，拉帕克先生不再享受工作救济的待遇，他再次成为“对支撑家庭没有贡献的人”。儿子们的工资都习惯交给母亲，财政大权由拉帕克太太掌握，家庭的一切开支现在由拉帕克太太决定，拉帕克先生根本没有发言权。拉帕克先生抗议过，也想过自杀，但他现在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受益者而不是一个伙伴”，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失意的拉帕克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过(73)。大萧条期间的许多其他案例也都表明了类似的角色转换与权力更替。
同时，传统的家长制模式在大萧条时期被强化。大萧条时期社会舆论强调“妇女的位置在家庭”的传统观念，得克萨斯的国会议员乔·伊格尔宣称：“妇女的工作应该是做一个好男人的好妻子，并恰当地抚养家庭中的孩子。”(74) “今天家庭主要所关切的事”，一位社会学家在1933年建议，“不是它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多么强大，而是它怎样为其成员中的个人提供良好的服务”(75)。大萧条期间一些妇女杂志重新强调妇女的传统角色是做妻子和母亲，其中一份妇女杂志宣称：“办公室女性，无论多么成功，也是移植的花束……就像一朵玫瑰花在其自己合适的土壤里达到最美丽，当她深深扎根于她自己最深爱的人每天每小时的事务时，家庭是妇女达到其最完美的地方。”(76) 强大的舆论规范了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大萧条时期传统的家庭模式和男女角色分配得到巩固，即由妇女全权负责家庭事务，在维持家庭团结中担当重要角色，以对抗大萧条所带来的分裂力量。卢斯·米尔克曼注意到，在大多数的危机与突然事件中，妇女对家庭生活的额外贡献非但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反而加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定位。“虽然由于时世艰难而使丈夫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但他们失去的权威不会暂时还是永久性的添加到妇女身上。”(77) 芝加哥社会学家在1934至1935年通过对100个家庭的研究得出结论，组织良好的家庭趋向于团结一致克服危机，其成员之间不能很好调整的家庭则四分五裂。这种组织良好的家庭基本属于传统模式的家庭，家庭角色的变更会危害家庭的稳定。威廉·奥格本、约瑟夫·K. 福尔索姆等社会学家也指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外部世界控制了经济、教育、宗教、娱乐以及保护任务，家庭所保留的主要功能是“为配偶提供幸福和为年轻人提供理想的个性”，即“感情方面的”的功能，拯救家庭要求增强其影响功能，传统主义者把保留下来的功能解释为命令妇女待在家庭帮助它们发展有效的影响与内在力量，以经受住经济打击(78)。米勒·凯莫洛夫斯基在《失业的男人与他的家庭》中也指出，男性保持了对家庭的控制与权威，甚至在他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也如此。只有25％的样本显示，失业明显降低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或逐渐削弱了他作为决策者的男性统治角色(79)。大萧条时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是有限的，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占主导地位。
总之，大萧条对美国妇女的婚姻和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路易斯·亚当密克指出：“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了或严重瓦解，有些是永久的，有些是暂时的。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其他家庭比他们在大萧条之前更加紧密团结。”(80) 大萧条期间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上升，家庭成了免遭经济大萧条破坏的精神避难所，家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维持着婚姻和家庭的生存，妻子和母亲这个文化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妇女受到大萧条的伤害，而不是毁灭”(81)。大萧条也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出现了变化，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和精神力量相对增大，地位相应提高，有的甚至成为维持家庭生存的中流砥柱。这种角色转变给美国妇女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她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家庭，而是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宽了活动领域。不过大萧条时期传统性别定位也有强化之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
注释：
① 卡罗琳·伯德：《无形的创伤》（Caroline Bird, The Invisible Scar），纽约1966年版，第ⅩⅠⅤ页。
② J. 布卢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册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7页。
③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1部，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 商务部：《美国收入与支出》（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Income and Output），1958年编；商务部：《全国收入》（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Income），1954年编。
⑤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Susan Ware, Holding Their Own: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30s），波士顿1982年版，第ⅩⅠ—ⅩⅡ页。
⑥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82版，第250页。
⑦ 默里·罗斯巴德著，谢育华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⑧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ⅩⅡ页。
⑨ 多琳·拉帕珀特编：《美国妇女：她们口中的生活（文献史）》（Doreen Rappaport, ed., American Women, Their Lives in Their Words: a Documentary History），哈珀·特罗费1992年版，第215页。
⑩ 菲利普·S. 方纳：《妇女与美国劳工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Philip S. Foner, Women, and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纽约1980年版，第256页。
(11)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8页。
(12)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19页。
(13)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Winifred D. Wandersee, Women's Work and Family Values, 1920—1940），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4)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ⅩⅡ页。
(15)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7页。
(16)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5页。
(17) 沃尔特·特雷塔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历史》（Walter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纽约1989年版，第260页。
(18) 德怀特·L. 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1896—1946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0页。
(19) 菲利普·S. 方纳：《妇女与美国劳工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第263页。
(20)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著，尤以丁等译：《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页。
(21)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22) 萨拉·M.埃文斯著，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3)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24)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纽约1984年版，第443页。
(25) 萨拉·M. 埃文斯，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26页。
(26)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27)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444页。
(28)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页。
(29)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30) 玛丽莲·亚隆著，许德金、霍炜等译：《老婆的历史》，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31)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8页。
(32)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33)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25页。
(34)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35页。
(35)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38页。
(36) 玛丽莲·亚隆著，许德金、霍炜等译：《老婆的历史》，第381、382页。
(37)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页。
(38)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第252页。
(3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0、441页。
(40)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Gail Collins, America's Women），纽约2003年版，第353页。
(41) 沃尔特·特雷塔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历史》，第259页。
(42) 莫里斯·利文等著：《美国人的消费能力》（Maurice Leven, Harold G. Moulton, and Clark Warburton, 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华盛顿特区1934年版，第54页；《1935—1936年家庭与个人的收入》（“Incomes of Families and Single Persons, 1935—1936”），《劳工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第47期，1938年10月。
(43)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3页。
(44)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31页。
(45)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2页。
(46) 史都兹·特克尔：《艰难时世：大萧条的口述史》（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纽约1970年版，第153页。
(47)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46、47页。
(48)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3、4页。
(4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4、445页。
(50) 塞西尔·T. 拉法耶特：《对652名从事有酬工作的已婚主妇的调查，对教育的贡献》（Cecile T. LaFollette,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652 Gainfully Employed Married Women Homemaker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表619，纽约1934年版，第31页。
(51) 玛丽·凯利编：《妇女的本质，妇女的位置：美国历史中的女性身份与职业》（Mary Kelly, ed., Woman's Being, Woman's Place: Female Identity and Voc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79年版，第298页。
(52)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30页。
(53) 威妮弗雷德·D.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50页。
(54) 罗兰·S. 范尔：《大萧条时期社会消费状况的研究与备忘录》（Roland S. Vaile, Research Memorandum on Social Aspects of Consumption in the Depression）第35号公告，纽约1937年版，第19页。
(55)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41、42页。
(56) 萨拉·M. 埃文斯著，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30页。
(57)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第364页。
(58)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36页。
(59) 苏珊·韦尔：《现代妇女：文献史》（Susan Ware, Modern American Women, A Documentary History），芝加哥1989年版，第207页。
(60) 安·玛丽亚·罗：《沙尘暴日记》（Ann Marie Low,“Dust Bowl Diary”），埃伦·斯金纳编：《妇女与国家经历，美国历史中的主要资料》（Ellen Skinner, ed., Women and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Primary Sourc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2003年版，第197页。
(61) 萨拉·M. 埃文斯，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30页。
(62)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9、10页。
(63)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6页。
(64)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第353页。
(65) 罗斯福夫人著，陈维姜、刘良模译：《这时代的女人》，长城书局1935年版，第10页。
(66) 苏珊·韦尔：《现代妇女：文献史》，第194页。
(67)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8页。
(68)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6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4页。
(70) 罗伯特·L. 丹尼尔：《20世纪美国妇女，生活的欢乐》（Robert L. Daniel, 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Festival of Life），奥兰多1987年版，第87页。
(71)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5页。
(72)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111、112页。
(73) 罗莎琳·巴克萨德尔等：《美国工作妇女：文献史——1600年到现在》（Rosalyn Baxandall, Linda Gordon, Susan Reverby, American Working Women, a Documentary History: 1600 to the Present），纽约1976年版，第244页。
(74) 威廉·亨利·查夫：《美国妇女，其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1920—1970》（William Henry Chafe, The American Woman, Her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s, 1920—1970），纽约1972年版，第62页。
(75) 林恩·Y. 温纳：《从工作女孩到工作母亲：美国的女性劳动力，1820—1980》（Lynn Y. Weiner, From Working Girl to Working Mother: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80），查帕尔·希尔1985年版，第98页。
(76) 威廉·亨利·查夫：《妇女与平等：在美国文化中的变化模式》（William H. Chafe, Women and Equality: Changing Patterns in American Culture），纽约1977年版，第17页。
(77)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78)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第253页。
(79)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80) 路易斯·亚当密克：《我的美国，1928—1938》（Louis Adamic, My America, 1928—1938），纽约1938年版，第283页。
(81)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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