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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对P的游戏态度与P对T的谄媚与当下整个社会的一种性别消费意识声息互通。在一些女同性恋酒吧，经常可以看到男性化穿着的T与女性化穿着的P调情。假如T的经济地位占优势，那么她就会利用金钱对P进行一种身体消费。如果P的经济条件不错，也会吸引一些囊中羞涩的小T。由此可见，“拉拉”之间的权力结构以及压迫与男权社会无异。还有一些T以玩弄女性为乐，经常攀比“过手”的女性人数。有的T过手的女性多达数十个，比男性对女性的玩弄更令人发指！在商品社会中，一切都呈物化的趋势，包括人的身体和人的感情，然而沉浸于其中的人对此并无深刻的认识，任由最应珍视的东西沉浮在横流的物欲。
    P角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比T角模糊得多，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无“拉拉”的身份认同感，而且“性取向”呈双向态势。P按照年龄、婚姻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理状况大致分两种：一是年纪较大的P，经历过婚姻或者还在婚姻中。处在社会转型中的风雨飘摇的家庭不能给女人一种安全感，步入中年的女性大部分都经历着婚姻与情感的危机，因此，她们需要一种慰藉。这种慰藉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肉体上的，有的兼而有之。精神上更需要慰藉的P，其“性取向”更倾向于异性，只是情感的危机使她们脆弱的心灵呼唤一种理解与关爱。如果在异性中可以找到知己，那么她们就极易出现“婚外情”，如果在异性中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就会转向“拉拉”群体。肉体上更需要慰藉的P，其“性取向”偏向于同性：步入中年的男性对妻子的欲望与同样年龄的妻子相比要弱，这归因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因素，如性能力的衰退、工作压力和对婚姻的厌倦感等。二是年纪较小的P，还未经历过婚姻。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女学生加入到“拉拉”的队伍中，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猎奇心理，还有学校内的单调生活和学习的压力所致。
    倾向于精神性的女同性恋现象是当下社会情感危机的产物，而倾向于肉体性的女同性恋现象则代表了社会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因为“拉拉”的性不受自然生理条件的影响，如可以多次达到性高潮，因此，追求肉体性的女同性恋更愿意享受同性带来的身体上的快乐。而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女同性恋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女同性恋现象的风行源于当代人的情感危机，然而，“性”的满足并不能解救“灵”的堕落。如果说异性恋还有一种道德感的维系，那么同性恋的性别游戏则使本已动荡的社会更加混乱。
    五、“身份政治”遮盖的“性别压迫”
    如果将女同性恋视为一个整体并以其作为对抗男权意识的工具，必然导致一种“身份政治”的话语霸权。在文化传统中备受歧视的“女同性恋”群体以一种“概念必然”的方式在自己的圈子中建立起一种新的“自我中心”传统。与“霸权”的男性话语截然相反，它借助于特定的文化处境或“弱势身份”来寻求所谓的“差异的权利”。这种“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其实质是通过“把自己呈现为受害者”而“使自己的主张得到合法化”。在巴丢看来，这种表面上“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身份政治”，其实传播着一种“灾难性的宣言”：即“只有同性恋者才能理解什么是同性恋，只有阿拉伯人才能理解什么是阿拉伯人”。(P300-302)由此导致的，必然是彻底的价值相对论。
    执著于反抗“霸权”的“身份政治”，看上去似乎泾渭分明，实际上却只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中心”而已。当价值问题被置换为言说者自身的立场、身份、传统或者信仰的时候，其结果必定是“价值本身”的消解。“女同性恋”的“身份政治”正是在“价值的消解”中呈现出种种令人哀叹的缺陷：性的游戏、性别的压迫、道德概念的模糊。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等待着社会的关注，然而，自重是赢得尊重的前提条件，这个群体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寻求来自社会的承认，而应该含有对自身状况的反思。
    爱，可以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地位的差异，可是，爱，不能失去其应有的品格。“拉拉”圈存在的性别意识压迫和情感游戏，不但是后现代价值虚无的写照，也是人性中隐藏的劣根性的写照。这，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这，是全社会的问题。回避与漠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不正视它，女性主义者们苦苦追寻的女性权利和女性自由似乎都成为笑话，而这个笑话是对为女性奔走呼号的奋斗者们的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