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不管研究视野、研究重点、具体观点有哪些变化，其把审美视为启蒙的重要途径与人格塑造的重要工具的基本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终其一生，梁启超都不能算是一个唯美的美学家。（注：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侧重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谈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的转变。但即使在突出情感、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时，梁启超也绝对不是个唯美主义者。在文学的有用性上，梁启超从来就不超脱。）梁启超的美学观既与传统的以教化为核心、主体丧失个性与情感的政教论审美理念相区别，又与旧式文人借艺术聊以自慰或寄情的所谓纯审美观相区别。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现了其对美的独特理解与创构，是关于美的尚实理性与人文理想的梁式化合。简单地用功利主义或超功利主义来概括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化、臧否其美学思想的价值意义都是不科学的。我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发展并不构成思想的断层，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探索与完善。这种“变而非变”的理论风貌不仅蕴藏着自觉介入现实、追求学用相谐的内在一致性与统一性，也典型地体现出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知识分子追随社会步伐、努力求新求变的时代特征。同时，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轨迹也典型地浓缩了20世纪中国主流学术由社会政治理性向文化人文理性迈进的基本规律，浓缩了20世纪中国学术日渐向着自身本质回归的历史。

　　当然，梁启超美学思想也有自身的局限。前期，梁启超主要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强调了审美对象对于主体的功能。后期，梁启超则主要通过“趣味”与“情感”的范畴，既突出了审美主体的精神能动性，又将前期就已萌芽的对于主体心理能力的肯定无限地放大。这种思想特点使其美学思考呈现出既强调审美的现实使命又将美的实现基于人生实践中的精神实践的内在冲突，致其自身陷入现实与虚幻相交结的难以自拔的矛盾困境中。然而，任何思想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更何况作为人文科学的美学，更离不开具体的人的生存现实。相对于近代政治、民族、文化危机并至的特定历史条件，基于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梁启超美学思想在本质上虽然是一种浪漫的玄想，然而对于苦难深重的民族和麻木庸怠的国民，它又是一剂不乏现实的精神强心剂。它把民众的改造视为民族前途的基本前提，鼓励大众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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