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写实派”的概念。“理想派”与“写实派”这一组概念是梁启超从西方文论中引入的。在中国文论与美学理论史上，属首次触及。因此尽管《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美学阐释是以社会功能为终极归宿的，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但正是这篇文章，首次在中国文学与美学理论史上以现代理论思维模式概括了小说的审美特性，并通过对小说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使小说获得了文学殿堂的正式通行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小说“小道”、“稗史”的价值定位，从理论上将小说由文学的边缘导向了中心。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文为正宗。明代以后，小说创作虽已相当繁荣，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等脍炙人口的长短篇小说名著，但小说在主流社会中，仍不登大雅之堂，被士大夫和正统文人排斥在文学正殿之外。明代以来，也有一些思想家和作家提出了肯定小说功能与地位的见解。在梁启超之前，有李贽、冯梦龙、凌濛初等；与梁启超大体同时，则有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等。但他们均从小说与经史的比附入手，抬高小说的地位。如冯梦龙认为小说是“六国经史之辅”。（注：冯梦龙：《醒世恒言·序》，《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严复认为小说为“正史之根”。（注：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康有为则认为“宜译小说”来讲通“经义史故”。（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这些观点实际上均将小说视为经史的羽翼和辅助工具。与这类既肯定小说的功能地位又犹抱琵琶的态度相比，梁启超则直接将小说与“支配人道”、与“吾国前途”相联系，还明确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集中论释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与审美特质。尤须注意的是，梁启超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肯定不是以文学以外的经史为标准，而是真正从文学自身的艺术特点审美特征出发的，由此，他所给予小说的“文学”定位，在根本上不是外部界定，而是本体界定。《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小说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人物。这篇论文也成为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的第一篇抗鼎之作，是梁启超文学审美理念的一篇檄文与宣言，也是梁启超人生实践与审美实践相统一的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代表作。　这一阶段，梁启超涉及美学问题的相关重要论文还有《惟心》(1899)、《饮冰室诗话》(1902-1907)、《夏威夷游记》(1903)、《告小说家》(1915)等。《惟心》是梁启超早期美学思想中值得引起关注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如果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从文学角度切入讨论了艺术的特质与审美的功能问题，《惟心》则从哲学与心理层面切入讨论了美的本质及其与美感的关系问题。《惟心》是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一次重要表述。梁启超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物境之果为何状，将谁氏之从乎？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忧者见之谓之忧，乐者见之谓之乐。吾之所见者，即吾所受之境之真实相也”。（注：梁启超：《自由书·惟心》，《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境之实质以及物境与心境的关系问题。梁启超把境视为心即人的主观精神的创造物。由此出发，他认为一切物境皆著心之主体色彩。因此，就“境”之实质言，没有纯客观之物境的存在，而只有渗透了主体色彩的心境。这种认识就其哲学立场来说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注：1924年，梁启超又专门著有《非“唯”》一文阐释自己的哲学立场，表示自己既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但在此文中，梁启超提出“心力”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力量，因此，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梁启超是一个非常重视人的精神能动性的社会历史的主动者。在哲学观上他把精神能力视为人的生命本质与宇宙创化的根本动力。这种立场体现在审美观上，则表现为对主体心理要素及其美感在审美中的地位的高度重视。在《惟心》中，梁启超所体认的“境”就是一种纯心灵的精神自由创化。他对于审美中美感的差异性及其与所营构的审美意境的关系作了生动精到的描绘：“‘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注：梁启超：《自由书·惟心》，《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惟心》体现出价值论美学的思想萌芽，对于理解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中“趣味”和“情感”范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是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惟心》实质上是梁启超的美之本体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梁启超的美之

　　　　二、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之成型期

　　1918至1928年，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成型期。这一阶段，梁启超辞去政职，从政坛转入学界。期间，欧洲之旅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触动。回国后，梁启超主要以学者的身份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关注的中心在学术文化。他对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注：1917年，梁启超辞去政务，但仍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此间，他的学生与友人曾多次劝他重返政坛，他自己内心也屡有矛盾。但革命失败的现实与欧洲之旅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会及其中西文化的具体比较，使梁启超将对救国道路的思考由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转向新的民族文化的建设。20年代，他广泛地涉猎了政治、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法律、新闻、美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文字著述。）在美学思想上，梁启超则从前期以文学革新与文学功能为中心拓宽到关于美的普遍形上思考，关注美的本质与特征，提出并阐释了极富个性特色与深刻内蕴的重要美学范畴“趣味”，并对艺术审美中的“情感”问题作了深入的研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思考进一步凸现了自身的特色，更富有思想深度与理论色彩。同时，这一时期关于美的思考，不仅延续了前期侧重于美的功能与价值的特色，其观照的视阈亦进一步从前期主要集中于文学衍化到整个艺术与人生领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虽然对思想文化问题已有相当的认识，但他始终未脱离政界。他期冀通过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来实现政治变革国家强盛的目标。期间，经历了立宪运动，武昌起义，拥袁反袁，出任段阁财长，梁启超单纯的政治热情一次次化为泡影。1917年底，梁启超辞去段阁财长之职，正式退出政界。在形式上结束了“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一切活动皆以政治为中心的阶段。1918年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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