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上，从前期以文学为主要对象拓展到书法等其它艺术领域以及广阔的人生实践领域，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在研究目标上，从前期将文学与政治直接相联到关注美与人本身的联系，关注审美的人生本体意蕴，思考的深度大大加强了。在研究形态上，从前期对西方逻辑论证方法与专题论文形态的初步尝试，到此时更为广泛自觉的借鉴，较为鲜明地呈现出与传统文论不同的新特色。这一阶段，与美学建构相关的重要著述除《欧游心影录》(1919)外，还有《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欧洲文艺复兴史序》(1920)、《“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情圣杜甫》(1922)、《屈原研究》(1922)、《什么是文化》(1922)、《美术与科学》(1922)、《美术与生活》(192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学问之趣味》(1922)、《为学与做人》(1922)、《敬业与乐业》(1922)、《人生观与科学》(1923)、《陶渊明》(1923)、《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书法指导》(1927)、《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学》(1927)、《知命与努力》(1927)等。这批论著从涉及问题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哲学与人生层面上来谈人生观与价值观问题，其中涉及到对美的本质的体认与感悟。这部分论著包括《“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什么是文化》、《美术与科学》、《美术与生活》、《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等名篇。在这部分论著中，梁启超主要突出了“趣味”的命题。他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及其在人生中的意蕴，构筑了一个趣味主义的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趣味”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中，既是一个审美的范畴，又不是一个纯审美的范畴。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而是一种融人生实践与审美实践为一体的具体感性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是一种由情感、生命、创造所熔铸的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精神自由之境。在趣味之境中，感性个体的自由创化与众生、宇宙之理性生命运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主体获得酣畅淋漓之“春意”，即实现有责任的趣味。趣味的范畴集中体现了梁启超对美的哲理思索与价值探寻，也体现了梁启超对于人生的现实责任感。这一部分论著是梁启超的哲学美学和人生美学。另一大类是从文学与艺术层面来谈具体作家作品，谈创作与鉴赏，其中涉及到对美、美感、审美及艺术问题的具体认识与具体见解，尤其突出地研讨了艺术中的“情感”问题及其与美和审美的关系。这部分论著主要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屈原研究》、《陶渊明》、《情圣杜甫》等名篇。《屈原研究》、《陶渊明》、《情圣杜甫》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作家专论，它们运用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对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进行解读，使传统的以诗论为主的古典诗人研究焕然一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中国

　　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以“趣味”这个核心范畴为纽结，将趣味的人生哲学层面与情感的艺术实践层面相联系，延续并丰富了审美、艺术、人生三位一体的美学构想，也实现了对前期以美的功能为中心的美学观的丰富、发展与升华。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是其整个美学思想的高峰，代表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

　　　　三、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演化之特征

　　从前期的萌生到后期的成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审美、人生、艺术相融汇的既脱胎于传统又颠覆传统、既积极入世又极富玄想、既发展变化又执着如一的鲜明轨迹。其发展从对具体社会实践的关注到对人生价值理想的思寻，从对美的现实功能的强调到对美的人文价值底蕴的观照，其关于美的理论思考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而其学用相谐的人生论美学学术取向则始终如一。

　　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的发展演化，国内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前期为功利主义美学，后期演化为超功利美学，两者间具有根本性差异。（注：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潜心于学术思想研究。职业上的变化，也促成他审美观的变化，由文艺上的功利论者变为超功利论者。……这是他对早期的文艺服务于新民的主张的全面修正，也使他前后的理论变化表现出一种截然的反向。”（见蒋广学、张中秋：《华夏审美风尚史·凤凰涅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这样的看法，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以为，这样的看法虽触及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与特点，但并未全面把握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逻辑轨迹与内在联系，亦未能深入把握梁启超整个美学思想的实际内涵与整体特质。事实上，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化不是梁启超对于美的价值认识的根本性变异，而是梁启超关于美的问题思考的不断丰富与深化。从学理的层面看，梁启超后期以“趣味”（“情感”）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正是其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丰富、发展、深化与完善。“趣味”与“移人”、“情感”与“力”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中是互为呼应的范畴。“趣味”与“移人”在本质上都是指向人的。梁启超明确地说自己的人生观是拿趣味做根柢的。趣味作为个体感性生命的具体存在状态，是与无生气、无情趣、无自由、无创造相对立的。梁启超强调作为个体应具有趣味主义的人生态度，即饱含热情、不计得失、兴会淋漓地从事人生实践，用“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超越直接功利得失的实践原则来达成手段与目的的同一，将外在的功利追求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趣味需求，从而实现“有味的生活”。在这里，关键就是要培养具有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实践主体。由此，梁启超提出了“趣味教育”的思想，指出“趣味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拿趣味当目的，也就是使人成为趣味的人。这种趣味的人在本质上正体现了梁启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根本特色，它指向的就是20世纪中国几代思想家所关注的中国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趣味”的终极目标也就是“移人”。“趣味”将“移人”的内涵具体化、人文化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趣味”与“移人”具有内在理论取向的一致性，它们既是审美中的学理问题，也是人生中的实践问题。通过“趣味”（“情感”）的范畴梁启超把前期以“移人”（“力”）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小说艺术感染力与社会功能的论释扩展深化了。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共同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从前期更多地关注审美（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到后期更多地关注审美与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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