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赴欧。一方面是以民间代表的名义赴巴黎和会，准备为中国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此时的梁启超思想上也是非常苦闷的。他在国内的政治中看不到光明，因此想赴欧“拓一拓眼界”、“求一点学问”，实际上也是想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战后的欧洲到处是断垣残壁，昔日“绝好风景的所在，弄成狼藉不堪”。这一令梁启超充满向往的近代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令他连连感叹文明人的暴力。梁启超化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二十几个名城。欧洲之旅不仅使梁启超直接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也使他对东西文化的特点有了具体的比较。他开始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深邃的目光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及其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扬长避短，“化合”中西文明，建构价值理想，创构一种民族的“新的文明”。（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20年代，梁启超主要投身于这样一个民族新文明系统的创构，并把这一新文明系统的创构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新路径。

　　写于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第二阶段的开篇之作（注：《欧游心影录》写于1919年欧行途中，刊于1920年3月—6月《晨报》。）。它以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中西文明的比较和对民族新文化创构的精辟见解成为梁启超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欧游心影录》包括多篇文章，以《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最为重要。该文分“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下两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战后世界局势与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看法，对于东西文明的看法，对于个人、国家、世界关系的看法，尤其集中阐释了对于当前中国人的责任与努力方向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一战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它使人类认识到了物质主义和科学万能的弊病，暴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缺点。但西方近代文明不会灭绝，因为它不象古代文明一样是贵族文明，是少数人的文明。西方近代文明是大众的文明，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尽管有问题，但根基还是结实的，不会“人亡政息”。关键是现在发现了毛病，就要找办法去医治它。梁启超精辟地指出：人最怕是对于现状心满意足。感觉与揭破毛病，是一种进步。天下从无没办法的事，不办却真没法。从根本上看，梁启超对西方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引用了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的话：“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广大，好象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实际上，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已提出文化结婚的思想。蒲陀罗的观点与他可谓不谋而合。只不过在欧游之前，梁启超更多地是想从西方文化中为中华文化新生寻找武器。而现在，经历了对欧洲文明的亲历亲受，梁启超显然能以更辨证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新文化创构的问题。梁启超指出：“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的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同时，新文明的创构不仅是要把自己的国家挽救建设起来，还“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新文明创构的途径与原则作了具体思考。与《新民说》一样，梁启超也把目光聚焦到国民身上。但是，《新民说》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思想启蒙对于中国命运的重要意义；《欧游心影录》则从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化创构对于中国与人类前途的重要意义。《新民说》更多地强调了个体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理念；《欧游心影录》则更多地强调了个体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新民说》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国民的整体人格建构上；《欧游心影录》则将目光更具体地潜入到国民的思想解放与人性自由层面上。《新民说》更多地是对国民的生命活力与精神觉醒的整体呼唤；《欧游心影录》则是对觉醒后的国民必备的人格基础与精神特质的具体思考。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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