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一、与传统观念的缠夹不清
　　中国思想史上，道义与钱的所谓“义利之辨”，曾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墨家想用“兼相爱，交相利”将两者统一，贾谊、柳宗元、王安石、王艮、戴震等揭竿响应，但却始终未成气候。正统之说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崇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⑷定了基调，孟子扬其波，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⑸董仲舒将其正统化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⑹到了朱熹，则把贵仁义、轻钱财之说推向极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⑺于是，在正统观念中，钱不仅与仁义不相容，而且成了龌龊之物，正人君子触之则觉人格萎缩，言之则觉境界低下，即便是“五四”一代新的智识者，也脱不开这传统的惯力。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口不言钱，手不留钱，“有钱即随手散去”。无疑，这比起“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的堂兄来，是侠肠义胆的，但他在意识层面上对钱的公然漠视，却构成了他日后不能自拔的陷阱。我们不排除阴险的S城对他在政治上的排斥和在经济上的钳制——因发表议论而被校长辞退，但我们也不能原谅他如此缺乏经济头脑，以致突然之间“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即使山穷水尽，他依旧耻于言钱。他的朋友申飞是心有灵犀的，眼见着“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本的《史记索隐》”，却只用了“你的客厅这么荒凉……”中的省略号代替了卖书换钱之事。直到申飞要动身，魏连殳才深夜赶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要钞写挣钱之事，可谓石破天惊，使申飞诧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没有任何先兆，魏连殳突然成了“经济巨人”，“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按理，这钱是他“要活下去”的救命草，但实际上，那钱却成了他的催命符。他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拼命要散去这希望得到却又不愿如此得到的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终日猜拳行令，东西买进卖出，仙居术满院摔，谁嗑头便有赏赐……直到他自己折腾得吐血、躺倒、死去。耐人寻味的是，魏连殳生命的终结，不是在山穷水尽之际(像孔乙己、阿Q那样)，而是在“柳暗花明”之时，他的生命全程的经济曲线是：有钱——没钱——有很多钱。那么，折磨他的魔鬼是什么呢?“君子谋道不谋食”，“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无法剔除这种文化积淀，以从杜师长手中拿钱为耻，宁愿以死明志。可惜，他全不知细看一下古今儒者们是怎样为食佳果、沾利益而“唱赞道引”⑻的，否则不会如此轻生。
　　另一个例子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挡住这个作品的背景而直观这件“小事”时，不能不会发觉到，这也是一个义利间价值判断的故事。第一次判断来自“我”亲眼所见：料定那老女人没伤，车夫无责任，停车扶人会节外生枝。这里，道义与钱是持衡的。但车夫非要“自讨苦吃”，放下买卖，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潜台词表明，车夫是重义轻利的。于是，“我”的第二次判断在意念中形成：以为车夫“须仰视才见”。于是抓出一大把铜元想表示敬意，在无意之中再次想使钱与道义持衡。但“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的第三次判断，却又打破了义利平衡，以为那钱是对“须仰视才见”的义的侮辱。
　　周作人站在传纪批评角度，对《一件小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我们说《一件小事》于生活常理有碍，是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崇义贬利的思想，还不能牢固树立钱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⑼的概念。按理，车夫让道、停车、扶人已尽道义，或继续拉买卖，或给伊些钱算抚慰，完全没必要去巡警分驻所接受仲裁，那是何等去处!鲁迅日记1913年2月8日就有：“晴，风。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非到“野狗”处破财寻义，的确大可不必。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自己“没有思索的从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铜元”的内疚。其实，这掏钱的下意识是对的，明确地指示着价值交换与价值补偿的原则：一来这钱是常“因为生计关系奔波”的“我”挣来的，可以作为崇敬的表示；二来车夫已把人拉近S门，理当付钱。从物质上讲，车夫要养活自己，老女人需要补偿，给钱当然是救燃眉之急；从精神上讲，资助奖掖行为高尚者，古今中外都是天经地义，何苦惴惴不安?在人的心理上，“一旦精神能量集中于意识活动，那潜意识的活动就会遭到损失，反之亦然。”⑽“我”被挤压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识活动，使并非错误的潜意识活动遭到了怀疑和损失，无端于“国家大事”之外，又多了“一大把铜元”的烦难。
　　二、与现代观念的若即若离
　　《伪币制造者》是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的长篇小说。据作者的日记，他在1918年8月准备动笔，1926年2月出版。这前前后后的过程，几乎与《呐喊》、《彷徨》同始终。但前者所描写的本世纪初的新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与后者中新的智识者的“生计问题”，却有天壤之别。前者中的主人公爱德华是位作家，他可以像骑士一样慷慨资助旧日恋人萝拉，保持住自我独立人格，同时又无愧于萝拉。但这对于《伤逝》中的涓生来讲，就近乎天方夜谭，钱的困窘，不仅撞倒了爱情、家庭、子君，也撞倒了他自己——永远负着忏悔的十字架。形而下的经济软骨病是可怕的，无怪鲁迅再三告诫知识青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⑾
　　形而下的物质匮乏，必然导致形而上的精神不健全，《弟兄》一篇便是极有代表性的。这篇政治背景淡化的私人小说，从张沛君自诩“我们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开始，到他真实地窥见到自己的内心结束。靖甫大病，激出了张沛君的恶梦，并撞破其隐衷，他明白了自己将钱财二字是“很放在心上”的。作为反衬，《弟兄》还以一种神来之笔写出了德医悌普耳看病后收钱的举止神态：“且说且走，一面接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里，一径出去了。”同是知识者，同是为自己的利，一个昂首挺胸，一个鬼打门似的畏缩不前。
　　许寿裳谈到过《弟兄》的“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1917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流行着猩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⑿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他病的很历害时，鲁迅曾对他说：“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⒀如此看来，鲁迅并不羞于对周作人直言抚养之事，很是考虑了一番家庭及个人的经济得失。但当鲁迅把这个个人经历转化成小说时，他却给这本可直言之事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其目的，就是让现代读者揭开这层面纱，直视新的智识者身上存在的阴暗心理。这是一种与现代观念相悖的有害心理，鲁迅要借用小说的形式将其曝光。
　　在西方思想史上，公开承认钱财私利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只是到了后来，西方的物质财富按几何级数增长，在金钱拜物的氛围中，才冒出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二十世纪的新思想家，他们蔑视物质世界，追求存在直觉、自我意识和生命之流这些形而上之物，这种世纪性的思想也波及到了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淡漠物质、注重精神的倾向偶合，使得新的智识者在“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遗传的主观世界中，又注进了狂飙突进的兴奋剂，弄得魏连殳等一心于天马行空，而忘却了马儿也是要吃草的。正因为脱离了物质的根基而偏重于精神的追求，五四前后的新的智识者才在对钱的理解上，显露出与现代观念若即若离的状态。
　

[1] [2] [3]  下一页